在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上市前一天，这位美国前总统于6月21日在纽约接受了英国《卫报》的访问。据《卫报》记者称，克林顿对记者的每一个问题都做出了非常详尽的回答，并且习惯性地把他的回答划分为“三大主要目标”或者“四个原因”等。这位前总统显然保留了他在任期间“嗦嗦”的风格———冗长的白宫会议是克林顿在任时期的“家常便饭”，有时候会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4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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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同阿拉法特合作才能和平”
虽然已经离开白宫将近4年时间，但是克林顿谈论起巴以冲突时，仍然像他当初在位时一样自信———在谈到双方领土百分比、死亡人数这些内容时，记忆力好得就像一个活的数据库。试图让巴以恢复和平的努力像一条线一样再次串起了克林顿的白宫岁月，其中包含了成功，如1993年拉宾与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的握手；也包含了失败，如2000年戴维营谈判的破裂。
《我的生活》一书里有不少早期解决中东问题过程中的细节，比如克林顿如何建议阿拉法特在签字仪式上不要佩枪；比如克林顿和他的助手如何巧妙地阻止了阿拉法特亲吻拉宾。
当然，克林顿对和谈进程的最终瓦解也毫不回避，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戴维营谈判的破裂是如何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克林顿认为，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曾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阿拉法特就是不肯对和谈“点头”，“（阿拉法特）无法完成从一个革命者到一个政客的蜕变”。
在克林顿卸任之前，阿拉法特感谢了他为中东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并且评价克林顿是一位伟人，但克林顿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一个伟人，我是一个失败者。你不肯让步就是我的失败之一。”
克林顿还说，布什与沙龙只有同阿拉法特合作才能实现中东和平。
“除非他们想等他（阿拉法特）丧失行动能力或者去世，或者他们认为可以在哈马斯内部找到一位更好的谈判对象———我认为他们并不会这么想———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跟阿拉法特继续合作以达成协议。”
克林顿补充说，布什以及以色列方面希望绕过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直接进行谈判的企图在原则上是成立的，就像他们曾经试图直接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前总理阿巴斯进行会谈一样。但是盼望一位资历不及阿拉法特的人来取代他是不现实的。“（这是不理智的想法）因为阿拉法特仍然掌握了大量武装力量。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在评论沙龙撤出加沙地区的“单边”计划时，克林顿说：“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情。以色列的强大保证了它可以单方面做出让步的决定。但是有两个前提：一是整个计划不能伤害到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感情。如果需要美国来资助犹太人定居点的重新安置，我们应该担起这个责任；二是以色列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不应该是‘这是我们赏赐给你们的东西’，而应该是‘这是我们良好心愿的展示，希望你们与我们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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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不一定要军事打击”
《我的生活》一书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关于2000年12月克林顿与他的继任者布什的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布什认为美国面对的最大安全威胁是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伊拉克。克林顿说：“我告诉他（布什），从过去8年看来，我认为布什上任后最大的安全问题，按顺序来讲，应该是拉丹与‘基地’组织、中东冲突、印巴核冲突、巴基斯坦人与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的联系，最后才是伊拉克。”
除了夸耀自己的远见，克林顿似乎在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伊拉克在“危险”名单中排在最后一位，也就是说，他的继任者布什选错了出击的目标。
不过当问到对于伊拉克问题的具体看法时，这位前总统的态度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克里一样含糊不清。他说他的看法和克里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由参议院进行投票，给予总统攻打伊拉克的权力”。但同时克林顿也承认：“我们当时刚刚经历了‘9·11’事件，我们迫切地需要找出萨达姆和此事是否有关联。”
“9·11”独立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显示萨达姆与“9·11”事件并没有关系，对此，克林顿说：“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当‘9·11’事件发生时，我就认定这是‘基地’组织干的，我不认为伊拉克有这个能力。”克林顿认为他当初对布什建议的“危险”名单到现在依然准确。
当有人提及推翻萨达姆也是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时，克林顿回答说：“从1998年开始我们对待萨达姆的态度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待卡斯特罗的政策也是‘改朝换代’，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攻过古巴！要达到目的，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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