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个令人哀伤的故事：湖南衡阳市政府依据法律清理营运三轮摩托车，令一批残障人士丧失谋生工具，主持收缴行动的珠晖区副区长邹传云成为矛盾焦点，残障者罗贤汉冲进他的办公室，以纵火方式发泄不满。结果，罗贤汉不治身亡，邹传云尚未脱离危险。

　　邹传云作为主管副区长，是在严格执行国家的法规。早在1999年，公安部、交通部等六部委就联合下文，禁止摩托车在市区从事营运活动。衡阳市正是根据这一法律，禁止载客三轮摩托车(“老爷车”)在市区营运。这部法律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根据常理，残障人士是不能驾驶载客机动车的，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和乘客的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不过，事实又是，衡阳残障人士驾驶三轮摩托车营运始于1992年，形成了一个“自强车队”，到1998年，衡阳市区已有“老爷车”1800多辆。罗贤汉则从1994年起就以“老爷车”为生。因此，罗贤汉也有一肚子的委屈。他是个残障人士，政府本身提供的低保不足以维持生活，而从事其他职业难度又很大，因此，开“老爷车”成了养家的主要手段。而市政府开始清理以来，罗贤汉先后被扣过四辆车，其中有三辆是邹传云带队扣的，每辆车价格在数百到上千元，这本身就是巨大损失。由于车子多次被扣，罗贤汉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因为政府并没有提供替代的就业岗位。现在，政府取缔“老爷车”，他该怎么生活？

　　就这样，一部看起来不错的法律，与一个大体善良的市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发生了冲突。这是真正的悲剧。

　　人们确实可以指责罗贤汉失去了理智。不过，罗贤汉身处贫困之中，犹能坚守基本的社会规范，通过服务他人而不是靠偷窃、抢劫养活家人，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测，他也具有普通人正常的理智与情感，但他最后的行为显然失去了理智。那么，假设他的车辆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没收，事情会到如此地步，让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确实，人世间总有种种不完美的事情，有很多人或事甚至是令人不悦或者令普通市民反感的，比如乞讨者、流浪汉，在街上乱摆摊的小商贩，黑出租车，包括罗贤汉私自经营客运三轮摩托车，或者没有注册登记的打工子弟学校。这些人或者事，确实会给守法市民带来一些小小的不快和不便，也确实让城市看起来不那么美丽、壮观。然而，这些人或事，是否已经给城市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对守法公民造成无法容忍的损害？这样的人或事，是否已经显著有悖于理性和正义，因而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好像并非如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何不像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说的，持一种“善意的疏忽”态度？或者像中国人所说的，睁只眼闭只眼？这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一种明智的审慎。这种态度之所以是明智的，因为在这种态度背后有一个假设：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那么，由万千人构成的城市社会中存在一些不完美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

　　这种“善意的疏忽”也基于政府理应具有的对于自己能力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不可能解决一切被人们意识到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人所能解决的。而如果政府不能有效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或者不能提出结局更好的替代性方案，或者无法确定解决一个问题是否会导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明智的办法就是不去触及那些问题。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政府立刻予以彻底解决的。从功利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资源本来是有限的，而政府面临很多任务，因此公共资源理应被用于能够给城市带来最大效用的地方，何必把这些资源用于消除那些并不严重的不便呢？

　　不幸的是，我们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有一种“洁癖”。某些政府部门对于某些无关紧要的负面现象非常敏感，并不惜投入与其重要性不相称的资源，以巨大的决心坚忍不拔地去消除它，比如，坚决取缔残障人士经营客运三轮摩托车。

　　然而，这一现象在不少地方曾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这些车辆的安全性似乎并没有低得令市民们无法忍受。法律对其一刀切地予以取缔，政府三番五次地清理、打击，使政府与本性善良、只是略微有点违法的民众陷入了一种正反馈循环：政府要清理，残障人士觉得委屈，跟政府打游击；政府觉得这种蔑视态度是不可容忍的，加大打击力度，残障人士更加抵制。

　　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是，在治理社会的时候，秉持一种宽和的心态；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多一些设身处地的同情心；善意地理解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对有些事情，保持一种“善意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