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6月7日

　　地点：北京广播学院

　　主题：权力的转移——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主讲人简介：著名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收入分配”方面，主要研究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主要研究市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模式，改革时期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此外，也对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政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环境保护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权威主义政治取代了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治。与此同时，市场也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并改变了各个集团的相对地位。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崛起，进入社会上层，而工人和农民则沦入社会底层。制度和群体组成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他们必须重新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统治的首要问题”。统治集团的回答是建立精英联盟，即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联盟。

　　阶级的变革

　　在毛时代，党政官僚集团、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群体，而知识分子处于最底层。市场的发育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简而言之，在后毛时代，精英-大众结构依然故我，但是依据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情况，精英分化为三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而大众分化为两层，普通大众和社会底层，前者指城市大众和农村大众，后者指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阶层。改革导致了精英-大众次序的“大翻转”。

　　精英联盟

　　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巨变意味着政府必须调整自己的阶级联盟策略，以便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新的精英阶层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合法性，给经济精英带来财富，因此中国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知识精英为什么也没有反抗呢？表面上，“镇压”和“收买”是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但仅仅用这些来解释还远远不够。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持续的经济增长、前苏联的经验等这一切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与权威主义政治达成了妥协。

　　合作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模式。它业绩显著，但也存在大量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则性方案；但是，政治问题的原则性解决方案还极为模糊。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合作主义国家是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合作主义国家强调“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它希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求一个中间道路，希望促成自由与平等的妥协与平衡。这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不理想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