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目前正在有计划、分步骤地整治“城中村”，据报道，王岐山市长6月25日在市政府专题会上强调，城中村“已成为困扰北京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的问题，严重影响着首都的形象”，“一定要下决心、花大力气整治‘城中村’，推进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

　　本报记者调查也表明，王岐山市长所言不虚。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城中村”整治是一个涉及多个利益群体，事关城市发展战略的敏感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城中村”治理时要高度审慎，全盘考虑。

　　北京有数百个“城中村”。“城中村”治理将成为北京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改造运动之一，几十万户本地居民和大量流动人口的生活和工作将因此受到影响。如此重要的公共政策，仅仅有政府部门的主导，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与是不够的。广大市民，尤其是“城中村”的居民应该对这一公共政策有发言权。

　　目前，“城中村”治理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拆迁，目前国内之所以因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不断，就是因为，个别地方在实施拆迁的过程中无视民意、迷信行政强制权力所致，典型的如湖南嘉禾事件。

　　这些教训，我们在推进“城中村”整治时要尽力避免。

　　还要注意的是，整治“城中村”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拆与建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城中村”的居民大多是由原来城郊的农民转化而来，这些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庭经济实力薄弱等原因，大多靠将房屋出租、或做些小生意为生。此外，由于“城中村”目前居住着大量外地来京人员，“城中村”一旦消失，这些人的居住和生活成本将会增加。可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城中村”

　　原住民和流动人口的生计问题，“城中村”现代化的意义就是有限的。城市改造根本上不是为了表面的形象改观，而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最后，还想提醒相关决策部门，“城中村”改造不能搞“一刀切”。虽然许多“城中村”的管理混乱，环境恶劣。

　　但也要看到，有的“城中村”管理却井井有条，治安环境和生活环境都不错，典型的就是本报在报道中所提到的六里屯村。这样的“城中村”，是否有必要“消灭”它，尚需思量。

　　当年，华人在国外城市聚居，形成了许多建筑简陋、人口居住密集的“唐人街”，现在这些唐人街已经成为国外许多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同样，“城中村”记录了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所以“城中村”何尝不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化标本呢？我们是否应该有选择地保留这些珍贵的标本，让一些秩序良好的“城中村”继续自由地“生长”呢？

　　本报评论员于平相关报道见今日A13-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