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武汉

　　2004年6月11日上午10点40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家属楼前。从欢迎他的人群中，温总理认出了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桂希恩教授，他握住桂希恩的手说：“我来看你来了！”桂希恩连声说：“不敢当。”

　　到了桂希恩家里，宾主落座后，桂希恩诚恳地说：“总理，你管着13亿人的事情，日理万机，今天来看我这个普通的医生，我很激动，也很不安。”温总理说：“我看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对你的事迹的报道，很感动。”

　　6月20日，本刊记者赶往武汉，专访了桂希恩教授。

　　防艾，特别要加强农村教育

　　《南风窗》：据报道，温总理去家里看望你之后，又到你们的办公室，和医务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你是第一个发言的。你跟总理都讲了些什么事情？

　　桂希恩：总理在我家里坐了15分钟，到办公室后，我们又座谈了40多分钟。

　　我跟总理讲：“我相信现在通过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途径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但是性传播、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还很厉害。首先，性传播有加剧的趋势。中国的同性恋人数不少，我们医院已经诊断出了由同性恋传播的艾滋病病人，而异性传播也已经波及到大学生群体。最近我发现两个女大学生感染艾滋病，都是通过性关系感染的。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薄弱。”

　　《南风窗》：你跟总理讲，要加强防治艾滋病的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农村教育，让年轻人多接受一些教育，远离艾滋病。为什么你要特别强调“加强农村教育”呢？

　　桂希恩：我跟总理说，性工作者多半来自农村。我很赞同中央扶持农村的政策，但我还是建议加强对农村的教育，让更多的农村青年能上大学，不能上大学的也能接受职业教育，将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什么工作都可以找，就是不能找这种工作（性工作）。

　　我也赞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呼吁，因为它保护弱势人群，使他们减少感染率。但是，一个安全套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让性工作者改行—政府给她们提供其它就业机会；对可能要走这条路的人，及早进行培训，做别的事。解放初期，全国那么多妓女都改行了，现在能不能再来一次，培训她们做别的事情？因为如果不给她们别的事情做，这些人怎么维持生计？假如为了生计等原因，一时不得已，还得做这样的事，我也建议她们使用安全套，虽然它不是100%的可靠，但是大概可以降低80%多的感染机会。

　　“禁毒工作做不好，对不起林则徐”

　　《南风窗》：温总理这次到湖北，去你家的前一天，还视察了湖北的戒毒所，并就禁毒、戒毒工作讲了话。你在跟总理座谈时，有没有具体谈到吸毒传播艾滋病的问题？

　　桂希恩：我说，吸毒者是犯了错误，但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他们应该有医学的帮助和社会的帮助。今天上午，福建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很关心戒毒问题，并且对现在的戒毒工作很有看法。因为戒毒是要交钱的，所以，他认为有些戒毒所并不一定希望进来的人真正把毒戒掉，因为你再来了，还得再交钱。当然，他说得对不对，我没有调查过，也不能下结论。但我已经检查出了几个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的。现在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100多万，没有登记在册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广西、云南、新疆等地的艾滋病患者主要是通过吸毒感染的，感染率都很吓人。

　　我知道总理很喜欢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且用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跟总理说，我今年去新疆的伊犁，帮助当地搞艾滋病防治工作，心情很沉重。我说：“如果林则徐在天有灵，他也会很难过的。”林则徐当过湖广总督，搞禁烟很成功。后来他调到了福建。鸦片战争一打，中国输了，林则徐被朝廷发配到新疆，屯兵伊犁，现在还有一个“将军府”留在那里。目前，伊犁是我国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地方，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就有85%的吸毒者、共3000多人血清中的HIV呈阳性！我说：“我们如果不把禁毒工作做好，实在对不起林则徐！”

　　“防治艾滋病，儿童优先！”

　　《南风窗》：你还跟总理谈到了母婴传播艾滋病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很严重吗？为什么社会对它没有足够的关注呢？

　　桂希恩：母婴传播，我亲自在临床上诊断出的艾滋病婴儿有60个。这是当时我跟总理讲的。总理走后，我又见到1个，现在有61个了。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就诊断出61个儿童，全中国该有多少？我曾经在河南、湖北等中部地区调查了110多个母亲，130多个婴儿（有的婴儿是双胞胎，有的母亲是多次生育），调查结果显示，母婴传播的感染率是36%，但是马来西亚是4%，美国还不到2%，说明我们有些工作没有做好。

　　我认为，儿童艾滋病比成人艾滋病容易控制，也容易见成效，美国和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得艾滋病，他们是无辜的。假如我们现在还不能全面控制艾滋病，那么应该首先保护好儿童—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儿童优先。这就是我向总理提出的建议。

　　控制儿童艾滋病，首先是做好婚前检查及产前检查，如果检查出孕妇是艾滋病病人或病毒感染者，最好是终止妊娠，因为不论你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保证新生儿100%不会得艾滋病，因此，我的建议是“不要生这个小孩！”因为母亲的寿命是短的，留下的这个孩子将会成为孤儿，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而且，怀孕和生产会加重母亲病情的发展。但是，如果孕妇坚决不肯终止妊娠，那么我们就通过药物实现阻断。但是，目前，国内药物阻断的成功率只有40%多，大多数的新生儿还不能避免成为艾滋病儿童。

　　中国的母婴传播率很高，但是报道的不多，所以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除了母婴传播外，儿童艾滋病患者，还有的是经打针、输血这些医源性渠道传播的。

　　艾滋病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南风窗》：有一段时期，全社会对艾滋病疫情的重视很不够。现在从政府到民间，对艾滋病问题都有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有些人好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艾滋病的态度由冷漠变为恐惧。作为在一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你认为中国的艾滋病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怎样理性地看待艾滋病问题？

　　桂希恩：作为一个医生，我无法判断疫情，我是坐井观天，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在我这里检查血清呈HIV阳性的有六七百人，主要是河南和湖北的患者。判断疫情是政府的事。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艾滋病患者估计有84万，加上去世的，应该已经超过了100万。做出这种估计的根据，是按照全国1990～1995年期间有多少人卖血，卖血者中艾滋病的感染率有多高，以及全国卖淫嫖娼的、吸毒的有多少人，这些人群的感染率有多高等等来做的。实际数字会不会比这个还多一些？我想有可能，因为高危人群中没有做检测的多的是。

　　中国现在活着的艾滋病人估计有84万，但是只有6万多被发现，不到1/10，美国的艾滋病人估计也就是80来万，但是六七十万已经被查出来了。说明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南风窗》：因为前些阶段，媒体主要报道了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就产生一个可能是不太人道的推测：等到1990～1995年期间卖血得艾滋病的这些患者死光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发病率就降下来了。

　　桂希恩：不是这么简单的。中国的河南、安徽、湖北等中部省份主要是通过卖血、输血的方式传播艾滋病。国外也有输血得艾滋病的，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这是一个特定时期中国的特殊情况导致的。

　　对于卖血得艾滋病的人，现在家庭内的传播率还是很高的，有20%多，家庭传播的渠道一是母婴传播，二是夫妻传播。有的农村家庭，夫妻都感染了艾滋病，一个死掉了，活着的一个还要结婚，而且再婚前也不做检查，还有传播机会。一些艾滋病高发区的性工作者还比较多；当地人外出打工，还可能会传染别人。

　　我到新疆去，就发现河南上蔡去的打工者，血清中发现HIV阳性，被遣送回来。我在上蔡的阳店，见到一个去青海打工的司机，人家单位集体体检，查出他有艾滋病，再一查他的妻子、孩子都有艾滋病，结果人家就掏钱买火车票，把他们全家都送回来了。

　　《南风窗》：家庭传播艾滋病，除了母婴传播、夫妻传播外，还有没有其他途径？

　　桂希恩：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途径。我们发现有的儿童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的父母、兄弟都没事儿，这种例子很多。

　　现在只有“母婴传播”，没有“父婴传播”。上蔡县文楼村的张桂英老太太，她的丈夫、儿子、儿媳都得艾滋病死了，她也有艾滋病。他们的病都是我检查出来的。按照当地的风俗，家里死一个人，就要烧一床被子，他们家已经烧了3床被子。最后，她跟孙子共盖一床被子，这么密切的接触，她孙子都没得艾滋病。

　　医生需要培训

　　《南风窗》：一个月前，我到文楼等地采访，发现当地很多患者对政府免费发放的抗感药，如“去羟肌苷散”之类的药有反应，所以他们就不吃，不是把药扔了，就是家里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桂希恩：“去羟肌苷散”这个药是比较古老的了，新一代的药有专利限制，人家外国人不让我们生产，而这个药的专利他们扔了，我们可以大量生产。如果让我们在“有”和“无”之间而不是“好”和“坏”之间选择，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有”。

　　但是，如果注意服药方法，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在湖北随州，80%以上的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坚持服用“去羟肌苷散”，都没有副作用，而在河南上蔡，大部分的患者没有坚持下来，我想，这里面有我们医疗工作者工作没做到位的原因。任何一种药，总有人不可能吃下去，而对于多数人来讲，这个副作用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常跟病人讲一个简单的道理：你是要自己的命呢，还是要舒服呢？就在上蔡县，我还见到一个小孩子在吃药，他哪里来的药呢？政府免费发放的药，父亲不吃，减一半量给小孩子吃，这就很不正规了。这是我们医务人员应该反省的地方。这个小孩子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该不该治、怎么治，也没有去做诊断。

　　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真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我可以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是，现在的“去羟肌苷散”很快会被疗效更好的药所取代，副作用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南风窗》：今后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你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桂希恩：我没有什么大的计划，只想踏踏实实做研究。最近，美国霍普基金会要跟我们武汉大学合作，他们出钱、出教材，培训我们的医生。学员的交通费、食宿费都可以由他们解决，也不用交学费，他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好好学，回去再教当地的医生，这个要求非常好。我们计划招收的第一批50名学员以湖北为主，也有河南的，将来的培训面还会扩大。我很想让新疆的医生也来接受培训。但是这一次的经费有限，而从新疆来武汉的路费就很贵。这个基金会给我们的钱是从全世界募捐来的。同时，我们还在申请克林顿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如果这个钱得到的希望很大，我们的培训就可以长期办下去，培训更多的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