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当《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大卫·布罗德在汕头的一次交流中向中国记者说起尼克松总统给他白眼的时候，铁本案，嘉禾案，毒奶粉案中的地方官员们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乌纱帽，这几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由媒体报道而受到广泛的关注，进而导致上级部门介入，最后，丢官的丢官，进监狱的进监狱。

　　我相信，这些官员在心里一定对“肇事”记者怀着愤怒。事实上，“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当官秘诀。在那些人的眼里，当下的中国记者已颇似西方传媒理念中的“看门狗”。

　　作为一个记者，我倒是很乐意接受“看门狗”这个称谓，一点不觉得忤逆。我不否认传媒业在中国是一个高尚的事业，但我们在理解这个行当时，可以尝试着由“恶”出发。就像传统控权论者看待政府和政府官员，总假定他们是“恶”的，滥权才是他们的天性。我始终认为，就其工作本性而言，新闻这只“看门狗”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追腥逐臭”。因为那些“腥”、“臭”往往意味着损害公众利益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是最大的新闻。这种本性，决定记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常常是“鱼水关系”，而更像是“猫鼠关系”。

　　一个月前，我去一东部沿海省份采访。当地一名官员用牙缝里蹦出来的“兔崽子”，来骂一名几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按照这名官员的描述，他在办公室里滔滔不绝地向那名记者介绍他们造福于民的经验，嗣后让他的下属，以交个朋友的名义，伺之以热情的酒菜。酒酣耳热之际，办公室里不愿意说的话，全说了。不日，报纸面世，酒桌上的话成了白纸黑字，《焦点访谈》随后闻风跟进，一个造福于民的工程，顿成媒体警惕祸民工程的反面典型。

　　诸如此类的“教训”多了，“猫鼠关系”渐成官员们的共识。防火防盗防记者，不仅是民间人士的笑谈，还见诸于部分市委的红头文件。两年前，我去中部一个省份采访，一名市纪委的负责人，以颇显老迈的躯体，吞着药片陪我们喝酒。我猜想，桌面上一遍遍朋友兄弟的他，回家后很可能骂我们“狗日的”。那天，大家都喝得很多，大家也都出于无奈。我们担心他不喝多，交不成朋友，挖不出料；他觉得我们不喝多，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诚意，最终不能把我们劝走。

　　少数官员似乎不能接受“工作关系即猫鼠关系”的事实，极端者将之异化成个人恩怨乃至打击报复。反之，在一个什么都可以颠覆的时代，猫鼠关系也常常被颠覆成猫鼠同谋。同谋中，兄弟关系，幕府关系一一显现。

　　北方一家媒体门前，曾发生过记者被检察官追到臭水沟而后被戴上手铐的一幕，据称，原由是该记者曾受官员朋友之托，利用内参，陷对方于不义。我以为，利用舆论工具赤裸裸地为官员朋友大打出手的记者，已将他们和官员的关系，推进到类似于黑社会的“兄弟关系”。

　　幕府关系较之兄弟关系，更具普遍性。不少新闻记者身处舆论机构，信息灵便，头脑活络，人脉纵横，他们中的部分人经常利用这样的优势，充当官员朋友的幕僚。近年，部分地方官员成为新闻人物的背后，就有着“记者幕僚”策划的痕迹。

　　当然，记者和官员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工作关系中的“猫鼠关系”，或者非工作关系中的“兄弟关系”、“幕府关系”。非工作关系中，也有并不龌龊的朋友关系。记者无职无权，生活洒脱，或者像个政论家，或者像个行吟诗人，少许有文人气质的地方开明政要，或者出于文人的惺惺相惜，或者出于官场的孤寂，很容易和记者成为真正的朋友。

　　铁本案发生后，一个同行去找他的官场朋友，一个涉案地方官员。孰料，官场朋友向他表示：我有纪律，我不能跟你说，你要采访，可以依工作程序，和某某联系。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必须分开。

　　这让我想起，CBS的著名主持人克郎凯特在自传中叙述的一个细节，一名和他由工作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的白宫前官员，执掌美国的谍报机构后，当即和他断绝了所有的往来。克郎凯特也自觉地不再找他。

　　回头想想，那位同行的官场朋友做得很不错。就职业的生态链条而言，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有着某种利益上的天然“错位”，记者这只“看门狗”，天生就是为百姓看护公共利益的，他必须警惕每一个掌握着社会资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