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邱红杰

　　被媒体称为百年一遇的世界遗产大会开在苏州，的确借机让人增加了不少对世界遗产的了解。比如我就在最近才知道，成为世界遗产项目一般是得不到资金外援的，这让我对“申遗”者增加了几分世俗的敬意。

　　然而，随着知识的增加，对世界遗产竟莫名生出一点恨意。就拿我国“世遗”的数量来说，即使加上刚刚申请成功的高句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也只有30处，大大落后于西班牙、意大利，这与我华夏五千年文明、万里锦绣河山是何其不般配。想到这里，对刚刚了解到的凯恩斯原则——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请一个世界遗产项目——恨了起来。

　　恨自难消时，正好看到有文物保护专家在媒体答疑：我国“世遗”数目少，因为许多遗产被我们自己破坏掉了，已经不够作为人类遗产的资格，同样因为许多国家也有不少很好遗产，而且保护工作远比我们做得好。此时，恨未消，只是不知该恨谁。

　　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我个人曾经是颇动过脑筋的。一年前，在因为非典而门可罗雀的敦煌莫高窟前，我向一位知名学者提出我的“参观考试说”。此说简单来讲，就是让所有来莫高窟参观者都要经过相关知识的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确定他有没有能力来参观，或者有资格参观哪些窟。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游人——莫高窟壁画的天敌之一。我不自量力地想，如果将此说放之四海，得给遗产保护工作做出多大贡献。孰料，该学者想也未想，即称这个办法剥夺了才疏学浅者也能来这里受教育的机会，一笑置之。知音难觅，怎不令人恨恨。

　　在我看来，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小学生可能比博士更了解莫高窟。另一个好处在于，通过考试所积累的知识，能让人来到莫高窟不虚此行。我个人对莫高窟壁画的印象就是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未曾产生瑰丽和雄奇之叹，倒是那几个复制的洞窟，更加艳丽动人。入宝山而空手归，恨恨。

　　尽管如此的眼拙，我对世界遗产的仰慕却丝毫未曾减退，更何况世界遗产的交通越来越便捷，无限风光已不再险远。但每一次造访，“看景不如听景”的名言总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常遇到的情形是：在奔赴景点的阶梯上看到的全是臀部，到了景点后看到多是后脑勺。想照张相都要抢位置，像个足球场上要射门的前锋。我恨那闯入我镜头的身影，我知道，我也成了别人照片上的恨。在这样的恨中，世界遗产本身倒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以为，世界遗产以及所有的自然或文化遗存一样，其价值并不在于我们对它已有的认识，更在于那些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些遗存比我们认识到的重要还要重要。尼罗河上的阳光，每年都有两天透过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峭壁上60米长的甬道，照在拉美西斯雕像的脸上，这两天是这位3000年前的法老的生日和忌日。这种不可思议之谜，隐藏着远古人们跨越时空传递给后人的信息，等待着被破译。就像那些让我眼花缭乱的莫高窟壁画，在专家眼里却是历史、音乐、舞蹈、诗歌，但我相信还有大量他们也看不懂的信息。不知道，有多少这样信息，在我们还没有能力解析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呢？

　　此时，想一想都江堰前再建拦水坝，乐山大佛旁边又修巴米扬……怎不令人为之气绝。与我们常见的“三通一平”相反，我听说国外有些地方故意把通向遗产的道路挖得坑坑洼洼，最后只有少部分人才能一睹芳颜。再想到有些地方不惜投入巨资申遗，却只是为了得逞之后的旅游广告效应，我那世俗的敬意也荡然无存。

　　申遗的目的本应是单纯的，就是通过达到世界遗产标准的要求，引进更为先进的保护理念。不这样，就无法逃避一个质问：有钱自己保护就行了，干吗要申遗？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一登龙门即身价百倍，但在入选世界遗产之后，在骄傲之余更应该反省，是否担负起了为整个世界保存这份遗产的责任，怎样才能不让遗产成为遗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