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前，在全国各地此消彼涨的申遗热潮下，中国公布了一个包含100多个项目的申遗预备名单。

　　其实在1997年，云南丽江和山西平遥当选世界遗产前，许多城市根本没把申遗当回事。然而，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世界遗产知名度所带来的好处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数据显示，到2004年3月为止，全国已有近百个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是5年前的3倍多。重庆大足石刻、山西平遥古城和安徽皖南古村落的成功先例，以及“申遗”成功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效益，让各类石窟、古城、民居都跃跃欲试。例如平遥古城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黄山申报成功，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2亿元。

　　这些让人眼热心跳的数字使不少地方政府跃跃欲试。

　　许多申遗地正是抱着这急功近利的目的，根本忘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的初衷———保护与拯救遗产。而利用遗产发展旅游恰恰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

　　在苏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这一悖论困扰着每一项议程的推进。集中的体现在《凯恩斯决议》的修订与世界遗产保护问题的审议上。无论于情于理，很多地方都希望搬掉《凯恩斯决议》这座堵在申遗之路上的大山。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保护更多的遗产这一原则出发，《凯恩斯决议》确实阻碍着世界遗产的保护和拯救进程。但这有一个前提，即一项景观在成为世界遗产后，确实更有利于受到保护。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许多世界遗产因旅游发展过热反而变成了彻底的摇钱树。

　　最终，在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凯恩斯决议》在妥协中得到修订，对已有世界遗产国增加了一个申遗名额。尽管只是一个名额，但却足以令那些看到申遗长队缩短的地方政府觅见一丝在自己有生之年荣当世界遗产的希望。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故宫、布达拉宫、三江并流、武当山与苏州园林五项世界遗产在世遗大会上被质询。尽管最终没有被列入濒危名录，但关于遗产保护的问题终于整体浮出水面。在高句丽申遗成功后，一则报道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该报道称高句丽已考虑开发旅游资源的计划。另有报道称，沈阳在一宫三陵申遗成功后，鸣响礼炮，全城同庆。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全城同庆的事情，参照先例可想而知，加冕世界遗产也许会改变某些城市的命运。不过，当世界遗产地的门票翻了数倍时，真正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是否能跟上呢？

　　本报评论员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