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从村民市民到官员干部，地下“六合彩”北上两年多后出现新动向，亦遭遇政府狙击

　　湖南力破六合彩“玄机”

　　□本报记者　徐楠　□赵湘陵

　　护士拿着注射器和针剂走过来，病床上的壮年男子开始向后畏缩。

　　“不！不！不！”护士早有准备：“来，给你宝宝奶昔。”病人安静了，针剂缓缓流入体内。护士拔出针头，病人在她身后喊起来：“还要一只，还要一只！”

　　这是湖南省岳阳市一个县精神病院里曾经数次上演的一幕。

　　这样的病人自2002年开始，不止一个。

　　“宝宝奶昔”是动画片《天线宝宝》中的情节。在许多地下“六合彩”的彩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线宝宝》的制作单位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有关联，因此片子里暗藏“特码”，遍布“玄机”。于是，《天线宝宝》成为许多码民头脑中的财富天书。对其语句、情节的反复揣测，让不少码民神情恍惚，连续失眠。据当地媒体报道，截止到2003年下半年，岳阳市已经累计有150多人因沉迷“六合彩”而心理失衡，导致精神障碍。

　　这只是“六合彩”影响的冰山一角。

　　从2002年开始，地下“六合彩”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像旋风一般从南部沿海一路北上，进入湖南、湖北等地。当时本报即作了《警惕：“六合彩”北上》的报道。

　　两年之后，此风未息。更让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从乡村蔓延至城镇乃至于大中型城市，而其腐蚀力度从村民市民直至官员干部。

　　6月17日，湖南省召开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工作会议，宣布在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的全省集中整治中，查处“六合彩”案件1万余起，特别是查处了684名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中开除党籍48人，留党察看40人，开除公职23人。

　　如何对付隐蔽难寻的地下“六合彩”，一直是管理者颇费心神的事　赵湘陵／摄

　　农村向城市蔓延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及隔周星期六的晚上8时45分，就是香港六合彩开码的时间。

　　岳阳市。出租车司机老唐绕城空转了几圈，干脆把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和其他几个百无聊赖的司机聊起来。“反正7点到9点也没有生意。”

　　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随即传来线路正忙的提示音，“忘了，开码的时候电话哪打得通？”

　　一户普通的民居中，小林的母亲从晚上7点开始就显得坐立不安。茶几上的便签簿和记录本上，写满了数码和算式。快到8点的时候，她急匆匆锁上了自己房间的门。“在里面打电话报单呢！”小林兄弟自管开饭，已经见怪不怪。“要赶早，稍晚一点电话打不通。电话里连名字都不用说，彼此都熟，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晚上9点过后，岳阳市三角线一带，密密挤挤的低矮铺面里，中断两三个小时的麻将声再度响起来。阿丽在她不足10平米的杂货店里遗憾不已：“只差一点就中了。”她和朋友凑在一起，看一本封面上印着“2004年全本”的红皮“六合彩”码书；在这个兼作店主卧房的屋子里，除了这本书和几张“六合彩”码报，不再有其他的印刷读物。

　　不远处的桥头上，几个人聚拢到一起，其中一人手中提着一只墨绿色的密码箱。他们顺着桥的方向走向小巷深处，有说有笑，旁边打麻将的男子瞥过一眼：“中了，兑钱去了。”

　　阿丽摇头叹气：“这期没多少人中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嘛。中了就都出来吃宵夜了，不中就蒙着被子等下次———没钱出来吃宵夜了。”

　　每到开码的时候，超市人流锐减，和其他时候相比，营业额要少25％—30％。

　　这就是“六合彩”影响下的一个城市的生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六合彩”悄悄地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演进。

　　最初，正是南下的打工者们将这种俗称“买码”的博彩方式带回家乡，时间大概在2002年左右。在致富之道匮乏的农村，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从天而降的神话。

　　随后，它迅速地蔓延，像田间的野草，借势疯长。

　　“在农村形成一定的气候以后，一股风一吹就到了城市。”

　　至2003年上半年，地下“六合彩”在岳阳市城区形成高潮。很多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场景：满眼码书码报，茶座和店铺里，人们大谈特码，地下“六合彩”出现全面公开化的趋势。

　　“相见不问好，开腔言生肖：上期已出牛，这期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电视及时雨，码报如雪飘。遥望买单处，人如东海潮。”

　　地下“六合彩”从农村来到城市，意味着它吸取的对象，已经从农村相对贫乏的剩余资金，转为城市相对富集的民间资金。对于地下私彩，后者能够比前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六合彩”对社会资金的抽取，曾一度使得银行资金运转都成问题。有的县级银行和信用社从2003年4月开始停止向农户贷款，他们已经分不清楚，对方贷款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显规则与潜规则

　　正规的“六合彩”实际上是香港“六合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博彩项目，经港府注册批准，在全港发行。

　　而在内地不少地区蔓延的地下“六合彩”，仅要求码民在1—49中选出一个数字，如果符合当期香港“六合彩”开奖的特码，就可获得40倍于所押赌注的奖金。这样的外围博彩方式，在香港本地也是被禁止和打击的。

　　一码定乾坤；1∶40的赔率———地下“六合彩”的显规则，就简单至此。

　　49个数字，被人们赋予了形形色色的聚类依据和组合方式。比如不同的数字分属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动物，还比如按单双，按五行，按“红波”、“绿波”、“蓝波”划分，等等。

　　各种渠道的传言让“信息不对称”的码民相信，特码是在摇奖前就已经定了的。他们把种种认为隐含特码的暗示信息，称为“玄机”。码书码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玄机”。

　　平江县伍市镇的刘爱莲这样解说《天线宝宝》中的“玄机”：“它要是演小孩洗澡，嘴里还念叨着‘用肥皂洗干净’。你就该想了：肥皂在老辈人那里叫‘洋皂’，那这意思就是要买‘羊’！”

　　32岁的岳阳市妇女冯路说：“现在买的人多了，‘玄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好猜，现在呢？如果特码要出‘鼠’，它玄机就告诉你‘蛇’。”冯路的表情，透着谙熟其道的暗喜。她是铁杆码民，下岗后无事可做，时常买码。

　　在地下“六合彩”的实际运作中，至少有三种角色不可或缺：码民、写单者和庄家。

　　写单者承担着类似于彩票投注站的作用，在很多集镇和农村，他们用一张复写纸写出一式两份的小纸条，如：“38，200，2004－6－29”———表示买码者在2004年6月29日以200元赌注押38为当期特码。如果当期香港“六合彩”特码是38，则码民应获得8000元奖金，否则就意味着输掉了200元。写单者和码民各执一份，两个数字加上日期，就能构成交易凭据的全部。

　　之后写单者联络上线庄家，转报手中的押注情况，同时从庄家那里抽取码金的10％作为酬劳。

　　庄家相当于地下“六合彩”的经营者。他们根本无需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有任何关联，只要能收到码民的“报单”，按照开码结果支付奖金即可。

　　实际上，一个庄家往往联系着若干写单人。因此，码民、写单者和庄家由下至上，形成一个近似树状的层级结构；顺着这个脉络，码金源源不断地从树梢向根部———也就是庄家的手中汇集。无论什么数字中特码，庄家赔的概率总是小于赚的概率。

　　地下“六合彩”的现实，却远不如其显规则这样明晰、简单。大量写单者扣下码民的码金，如果确实未能中彩，这部分码金就成为写单者的纯收入。这就是“吞单”。

　　“报单”本应是现金交易，但事实上因为上下环节都是熟人，大量码民空口报单(飞单)，一个电话说一声：“这期我300元买15，100元买24，100元买41。”就宣告着一笔500元的买码交易已经形成。开奖后，如果所押3个数字无一中彩，则买码人与写单者之间形成500元的债务关系；如果其中数字24中彩，则意味着写单人须返还买码人3500元。

　　地下“六合彩”的潜规则意味着：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场赌。

　　这样的潜规则，是其风行之初无数悲剧的起因。不受法律保护，又无确切凭据，很多寻仇事件，是因为“吞单”赖账或者庄家赖账；很多自杀事件，是因为“飞单”积压过多导致倾家荡产。码民、写单人和庄家，任何两种角色之间，都可能产生债务纠纷，严重的就酿成流血事件。

　　更让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与权力“挂钩”，侵蚀基层权力组织。基于此，湖南在打击“六合彩”的行动中，特别密切关注和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

　　2003年3月，平江县伍市镇派出所门前围了几百人，原因是有码民买码时中了近20万元钱，奖金却无法从写单人那里兑现。后来在追查此事时，查明伍市镇派出所副所长姚笑平充当地下“六合彩”保护伞。

　　目前已查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大部分集中在派出所，恶劣的是做黑庄(只收钱不兑奖)，还有很多是充当保护伞。除了执法人员之外，还有少数教师、一般公职人员、乡镇干部因买码被查处。此外政府干部及公务员的家属直接参与地下“六合彩”，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黑庄。

　　某些贫困地区的派出所，平日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因为打击地下“六合彩”罚款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财源。有一个县南部买码成风，北部相对平稳，北部乡镇的一些派出所干警就托人联系调动，希望能去“打码”地区的派出所工作。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乡镇派出所所长说：“没有几个是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罚的。有人能交得起5000，有人连300都交不起，你能怎么办？”

　　一些基层派出所与地下“六合彩”之间，很自然地派生出利益关系。“打码”的动力在乡镇一级面临挑战。

　　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已经出现数起财务人员挪用公款作为码金的案例。岳阳市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6月29日从所在银行提出30余万元公款用于买码，所押号码无一中奖。当晚，绝望中的她企图自杀，被丈夫劝住，随后到派出所自首。

　　“六合彩”的心理土壤

　　平江县十字街头，人流如织，商铺繁忙。

　　张春芙在这里开一家服装店，她说：去年生意险些做不下去，人们不买吃不买穿攒下钱来买码；今年情况有所缓和。按照她的理解，是因为“好多人已经没有更多的余钱去买码了”。

　　2003年4月3日，平江县码民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在县级市汨罗，凡买码日通过当地邮局汇往广东、香港的资金日均约500万元。资金被疯狂地“抽空”。这个阶段，主要是广东、深圳等地的幕后庄家大量获利，直到今天，岳阳市的码民依然称他们为“红庄”，以此区别本地腰包欠丰、“小打小闹”的黑庄。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红庄”，有不少都是坐阵沿海的本地人。地下“六合彩”近两年的疯狂积累，已经养肥了一批这样的“抽血机器”。过去8个月中，湖南省警方多次南下广东，抓捕幕后庄家。

　　2003年5月，岳阳市打击地下“六合彩”联合办公室正式挂牌，并向市民公布了举报电话，奖励额度高达5000元到1万元。接下来，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各部门联合行动。一时间，城市置身于“全民打码”的气氛中。

　　4至5个月之后，钻出地面的地下“六合彩”被打回“地下”。

　　与此同时，地下“六合彩”自身也发生着变化。

　　能够用于投入的剩余资金少了，以身家性命相博的少了，极端的惨剧少了。人们的心理也实现了相应的调试，地下“六合彩”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地层。看上去，它甚至在“平稳地运转”。

　　“六合彩”风行之初，为了减少风险，有的写单者甚至雇人用手铐看管庄家，直至开码兑现。流转环节之间的风险，提高了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

　　而现在，为了共同获利，这个链条的每一环节已经开始自觉维系其他环节的利益。目前私彩最常见的交易方式，就是一个电话报的“飞单”。

　　一位庄家说：“码民报‘飞单’一般都得吃下，要不然他会觉得你‘量浅’，以后不报给你。开了码最好尽快兑现，你兑现得越快，人家就会觉得你这庄家越可靠。现在写单的不好找，要给他们付押金才能从他们手里收单。另外，欠账在外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的是明知要不回来的。”由此，无凭无据的口头交易因为庄家之间的竞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起来。

　　依托“六合彩”，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大为减低。

　　简单至此，隐蔽至此，打击侦破几乎无据可依，更无现场可攻。

　　从“私彩违法”，到“见怪不怪”，再到今天“只有清心寡欲的人才会不买码”。地下“六合彩”的心理土壤，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昂贵的“铁拳”

　　“打码”，是地方政府对治理地下“六合彩”行动的通称。

　　随着2003年5月岳阳市“打码办”成立，各个区县的“打码办”也都相应挂牌。

　　岳阳楼区是岳阳市的地下“六合彩”重灾区。从“打码办”挂牌以来，已经进行了100多次“铁拳”行动，每次涉及警力上千人———逢开码日即出动。对一般买码的群众，主要是教育引导，对写单和坐庄的人，实行民事或刑事处罚。

　　因此，在码民的眼里，自己几乎完全不存在被查处而蒙受损失的风险。即便是写单者和庄家，“交了钱也都能出来”。

　　岳阳楼区“打码办”主任卢斌峰说：“‘打码’在法律依据上的困难是很明显的。批捕、量刑，一般都只能依据赌博的有关规定，印制散发码书、码报的，算是非法经营。”

　　“打码”更是一本账。岳阳楼区政法委副书记张跃焦说：“‘打码’的成本是很大的。不说别的，乡镇联防队员出动一次，多的不算，只按一人一碗面来说，也得200多元。”

　　2003年财政年度，岳阳楼区“打码”开支近300万元。

　　最后的现实是：罚款成为最常见的处罚手段。无论村民还是市民，对于“打码”行动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是：“交钱就能出来。”

　　当地的一位官员提出一个问题：目前打击难的一个因素就是“六合彩”在地下，隐蔽难寻，如果让它走到“地上”，是不是能更有效地进行规范管理，国家还能有相应的税收？

　　与此相联系的是，目前的公彩为什么不能占领彩票市场？私彩何以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

　　“公彩原来还可以，私彩起来以后生意受影响挺大的。”一个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说。

　　2002年之前，这个彩票投注站一年约有20余万的发行量，近两年来降到了十几万。

　　2003年截至6月，岳阳市福利彩票发售达到了1700万；而2004年同期，连1000万都没有达到。“我们损失了一些老彩民。”岳阳市福利彩票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国祥说。

　　“福彩、体彩即使中了，也就是几千块钱，能中到上万就很不容易了，500万虽然多，但也就一个人中。私彩不一样，只要你买的大，中多少都有可能。”经营彩票投注站的老板不无苦衷，“看看，现在公家的彩票又闹出舞弊的事情，我们是越来越难做。”

　　任国祥说：“香港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彩票文化’，对于个人投资博彩的额度上限有专门的规定，市民的心理也能够承受；在欧美大国，购买彩票的人口达到70％以上，彩票发售系统通过身份证号码将个人投资额限制在特定数量之下，而我国彩民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显然，我们国家的现实不同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1990年代，我国就有了彩票立法的呼声。任国祥认为：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促使决策层将有关的思考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