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寿蓓蓓

　　6月28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北京市密云县原县长张文，他刚刚出院。

　　在因“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引咎辞职两个月后，张文感觉身体不适，就去医院住了几天，但没有查出什么毛病。

　　虽然辞去了职务，因为没有开除公职或降职，所以级别没变，工资没变，他还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前一段时间统一体检的时候，事儿太多，没去。”

　　“在忙些什么事？”

　　张文说：“没忙什么。”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什么呢？”记者问。

　　“也没干什么。”他表示，自己也没有什么爱好。

　　“没有爱好，又不用工作，岂不是很烦？”张文笑了。他谢绝了记者采访，并对关心他的人再三表示感谢。

　　记者辗转从他过去的同僚那里打听到，张文家在密云，四五月间刚辞职的时候还在县政府大楼里露面，最近一段时间就不去了，而是搬到位于北京市区的另一处房子。

　　6月24日，记者来到密云县委县政府大院，敲遍县领导办公室的门，竟无一人，他们集体开会学习“科学的政绩观”去了。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贾海江对记者说：“县里研究决定，不再就这件事接受媒体采访。”他解释原因是“不想提伤心事”。

　　由于县委宣传部是密云灯展活动的承办方，他本人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升任宣传部部长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贾海江对处理结果并不意外，“把我开除了都不冤，”他说，“干了那么多年的县长、（副）书记都不干了。死那么多人，总得有人负责。”

　　据了解，他的领导、兼任宣传部长的密云县委副书记陈晓红被撤职后，也离开密云住在北京。尽管县里流传着张、陈二人分别到哪里就职的消息，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安排新的工作，目前处于在家闲置状态。

　　从中国官场的传统和现实考量，引咎辞职历来极为罕见。它本应是官员出于良知，对公众承担道义责任“谢罪天下”的举动，是个人的、主动的行为。那么，近来一波又一波引咎辞职的官员是真的引咎辞职吗？辞职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无法从当事人那里寻求答案，记者回顾了围绕张文引咎辞职的一连串时间：

　　2004 年2月5日，密云灯展发生踩踏事故，死亡37人；

　　两个月后，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北京市对北京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第二天，4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报，张文作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因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引咎辞去县长职务。密云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张文辞职。

　　从常理判断，如果是辞职是个人意愿，提出辞职请求的时机显然应该在事故刚刚发生、处理之后，而不是时隔两个多月后才做出决定。

　　“应该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一位认识张文的人士说，“是有关部门找他谈话，让他辞的。如果不引咎辞职，就可能责令你辞职，或撤职。引咎辞职还顾及点面子。”

　　这位在北京市工作的人士推测，重新给张文安排工作起码要过3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一年，“等大家淡忘这事”。他说：“就算他觉得自己委屈，也不可能跟记者说什么，否则再难有出山的机会。”

　　记者打电话到密云县政府找从前的张县长，政府办的工作人员表示找不到人，给了一个张文的前秘书的办公电话，这几乎成了外人联系张文的惟一途径。

　　除了不去上班，没了秘书，引咎辞职给张文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还有：没了公车，没了招待费签单权。

　　由于权力、责任划分不明确，对官员的责任追究是否合理，有不同的见解。国家行政学院吴江教授认为，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却搞行政首长问责制，应该让有权力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应松年教授认为，问责还没有真正地制度化，事故发生后追究到哪一级是不可琢磨的事情，官员无法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就无法从被问责者身上吸取教训。

　　现在在密云县城，连小学开运动会都要向县政府上报应急预案。在密虹公园开食品铺的赵大爷估计，明年元宵节恐怕不会举办第三届密云灯展了。看摊的王立合指着横跨白河两岸的云虹桥说：出事之后五天这座桥就封了，一直挂着“严禁通行”牌子，还不如让收废铁的收了去。

　　无论如何，事故带给受难者的影响更为深痛、持续。2月5日晚上8点，袁成河从死人堆里扒出自己正在上高二的18岁的女儿，孩子挤得没了呼吸，在医院里休克了12个小时。

　　醒来后她问妈妈：“我这鞋咋回事呢？”她穿的旅游鞋鞋帮上贴着“38号”。医生把她当成第38个死难者（最终确定死亡人数为37人），没想到能救活。出院后女儿脾气变得暴躁，时常头晕，成绩下降了30多名。他们没有得到县政府赔偿。

　　因为进不去县委县政府大院，袁成河到镇上想找人给县长写封信，请求解决孩子日后的医疗问题，但没有人敢替他写信。后来他听说县长辞职了。

　　袁成河说，“对我来说，怎么处罚当官的是次要的，善后工作搞好比啥都强。我家就指望这个女儿有出息，换一个官能解决我的经济损失吗？能解决我这孩子看脑子的医疗费、精神损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