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论科学发展观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

　　震惊全国的“嘉禾事件”正是在这种变革和冲突背景下出现的。

　　当高层要求“亲民”时，当国务院三令五申维护被拆迁群众利益时，嘉禾县委、县政府却在竭力“亲商”，上演了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拘捕拒拆群众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闹剧。事实上，类似嘉禾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并不鲜见。

　　执政为“民”的尴尬

　　当嘉禾的干部说起建设珠泉商贸城的好处时，记者发现，最让他们眼睛发亮的是，该项目预计每年能给县里带来1000多万元的税费收入。

　　嘉禾县财政收入结构严重不合理，2003年税收只占可用财力的47％，大部分收入要靠职能部门收费、罚款。

　　2003年，嘉禾县的可用财力只有9000多万元，开工资就要花去7500万元，县里基本上拿不出用于公益事业发展、公共保障的支出。

　　嘉禾县财政局提供的情况表明，今年农业税按国家政策下调3个百分点，全县将减少正税295万元。更要命的是，年初预算农业特产税收入1935万元，而现在国务院宣布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都要取消，仅此一项就要减少1000万元，这就意味着嘉禾8000多干部一个半月的工资没有着落。

　　“这几届县委、县政府都在为嘉禾解脱贫困想办法，为形成支柱产业努力，但由于交通偏僻，基础设施差，很难找到像样的大项目。所以县领导对珠泉商贸城的期望值很高，决心很大。”嘉禾县一位干部如是说。

　　按照1998年出台的国家政策，如地方财力允许，干部每月可以增发150元生活补助。2003年郴州市参照省里标准每个月又增加了350元。然而，这些政策在嘉禾都因为财政困难没有兑现，嘉禾干部对此只有愤懑与无奈：“同样级别，我们比郴州市的干部一个月要少500元钱。”

　　“穷则思变”。如果片面从求发展的氛围与行动而言，本届嘉禾县委、县政府完全应该得个高分：“项目不上，发展无望”；“言必议项目，行必抓项目”。县委、县政府提出“超常规”发展的口号，明确了项目建设“六个一”的工作机制，每个县级领导、每个县直机关单位都要联系或扶持一个项目，层层签订责任状。

　　嘉禾的干部深信，资本是逐利而动的，哪里运行成本低、服务好、环境优，资本就会向哪里聚集。他们有一个“水杯理论”：资本好比一杯水，像嘉禾这样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穷县小县，必须出台优惠政策，将杯子打开一个缺口，才能成功地招商引资。

　　但问题是，打开一个缺口，很难避免不撞上法律法规的“红线”，“执政为民”就变了味。

　　执政，不仅需要转变理念更待提高水平

　　滥用行政权力者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口号：我们是为了人民！其潜台词是，为了人民可以不讲过程，但求结果！原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事后的反思即是：只要“无私”，法律法规、外部监督都可以“无畏”。

　　在珠泉商贸城的拆迁过程中，嘉禾县委、县政府一些领导干部总认为这是“代表着全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受这种思想支配，嘉禾的干部喊出了“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采取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粗暴手段。

　　“人民教育为人民”、“人民公路为人民”、“人民卫生为人民”———这些标语还在全国很多乡村的墙壁上留存着，正是在这些看似合理的口号指引下，很多地方上演了向农民强行摊派集资、加重农民负担、引发社会冲突的一幕幕闹剧。

　　坚持这种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传统行政手段的官员，在新时期的执政舞台上，显得十分不和谐。

　　“政声人去后”，这句至理名言被一些干部片面地理解为：我的措施虽然“蛮”了一些，但实践证明我是为你们好，你们会理解我的。正如同没有司法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正义得到维护一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在程序上得不到合法维护，人民的意志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得不到体现，结果可想而知。

　　“嘉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当惟GDP论受到猛烈抨击时，很多地方事实上已经金蝉脱壳为“惟财税论”。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除了基层政府自身运转的强大压力外，还有许多来自政策和客观环境的因素。

　　正是在“惟财税论”的支配下，像嘉禾县委、县政府提出的“项目上、干部上，项目下、干部下”的“惟项目论”，在许多地方也是深得人心。“各级领导干部比发展、比能耐、比政绩，就是要比项目建设。”

　　“嘉禾事件”后，一些地方官员言谈间为嘉禾领导抱不平，他们认为嘉禾的领导出发点是好的，却落到这个下场，让人寒心，以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得事，只有不搞事才平安无事”。

　　这种普遍性的担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转变执政理念、提高执政水平所面临的任务之艰巨。新的执政理念，呼唤政绩考评体系的大调整，需要锻造一批能够在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段中寻找到“路”和“桥”的干部队伍。

　　新的执政命题需要破解

　　记者在嘉禾采访，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很多干部嘴里经常讲出“公权”、“宪政”这些对一些基层干部来说还比较陌生的概念。“嘉禾事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令人思索的执政命题。

　　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2004年5月23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向建设部、湖南省调查组提供的情况汇报重点强调了珠泉商贸城项目的公益性背景。因为这正是他们敢于像推土机一样使用行政权力的重要依据。

　　新华社6月4日播发了湖南省、建设部查处“嘉禾事件”的消息，其陈述调查事实的第一句话就是：“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是一个以商业营业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正是这个结论，为“嘉禾事件”的定性敲了一槌，给嘉禾县委、县政府当头棒喝。

　　　 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如果是公共利益，政府可以使用强制手段。如果是商业利益，那么就应该由开发商和老百姓进行平等协商，政府应该淡出。正是因为概念不清，使得商业行为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大行其道，商人借助人民赋予官员的“公权”，损害人民的利益。

　　同样是一亩土地，当其被政府强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然后落到了开发商手中后，农民得到的补偿加起来也许不超过3万元，但是开发商将之转手炒卖却可能牟利上百万元。征地如此，房屋拆迁也是如此。立法的落后给这种“公私”不分以及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尽管“公共利益”这个词语在法律中开始出现，但究竟如何具体操作，我国一直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

　　2004年6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就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下发通知。“凡拆迁矛盾和纠纷比较集中的地区，除保证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以及重大社会发展项目、危房改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项目之外，一律停止拆迁，集中力量解决拆迁遗留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国务院文件点到的可继续拆迁的这些项目，可以理解为公益性质。但问题是，以上这些项目中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完全是国有投资。如果不加以细分，事实上难以区分操作。将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在概括规定的基础上再逐一列举规定，确实是立法层面上的当务之急。

　　项目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由谁来裁判呢？对嘉禾珠泉商贸城性质的界定，是由建设部和湖南省调查组下的结论。如果有朝一日，能够由司法部门依照国家法律作出解释，相信更能够保障公正，也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

　　“大多数人”与“少数人”———这一对矛盾就像一根甩不掉的绳子始终纠缠在珠泉商贸城的拆迁进程中。嘉禾县的领导干部认为，开工这个项目的合理性在于，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了30多万嘉禾人民的利益。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县委、县政府开始了对372户居民的拆迁工作。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县人大的决议究竟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民意还是来自那些少数的代表？

　　2004年6月11日，结束对“嘉禾事件”的采访后，记者离开嘉禾。回望这个受伤的县城，心中感慨良多。“嘉禾事件”让人思考的东西太多，如果能够从中寻找出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对症下药，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件幸事。◇（编辑：汤延涓　记者：段羡菊 于磊焰 谭剑）（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