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最近在朝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说，他每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这使人们感到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意欲一条道走到黑。

　　从实际利益上看，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只能使之在亚洲越来越孤立，而日本未来的发展却越来越依赖周围的亚洲邻居。不少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日本的经济复苏，主要还是得中国发展之益。以如此挑衅性的行为刺激像中国这样重要的邻居，以一般的理性甚难理解。

　　要解释这样的行为，首先需要看日本战后的历史。

　　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与美国争胜，索性执行战后首相吉田茂制定的“吉田路线”：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利用美国的军力保护日本的安全。为此，不惜在外交上完全追随美国。这一政策，使日本几乎没有在国防上花什么钱就享受了几十年的和平，获得经济起飞，被基辛格称为战后最成功的外交路线。但这一跪着挣钱的路线，给日本国民的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人在道德上站不起来。

　　这一文化、道德层面的劣等感，还可以追溯到日本的传统文化。日本什么都出口，但日本的核心文化价值却无法出口。基督教传遍了世界，伊斯兰教主宰着西亚和北非，佛教征服了亚洲，儒学塑造了东亚文明。这些文化价值都是可以周游世界的。可你见过不在日本的神道吗？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价值观，与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格格不入。缺乏这种普遍主义的传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使日本在文化上没有感召力，让日本人在道德上抬不起头来。结果，在道德上越是心虚，就越无法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同时，这种文化特殊主义的传统，也使日本人拒绝用人类普遍的价值准则来衡量自己，这也是日本与德国对战争认识如此不同的一个根本原因。

　　另外一点，则与中国有关。江户中后期，日本经济发达，渐有超过中国之势。在日本的思想家特别是国学派中，发展起来一种对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体有严厉批判的思想。这派思想认为，日本社会立足于以村为代表的社会共同体，是基层社会自治，中央权力十分有限。村落的百姓，因为守着小小的社会共同体，彼此有强烈的联代感，对共同体内的死者不会忘怀。反观中国，村落的自治薄弱，在专制皇权之下，分散的个人各顾各的营生，没有基层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的联代感和相互的关怀。社会不会自己组织自己，离了上面的权威什么也干不成，不像日本人能够把自己的社区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也是日本的制度和文化的优势所在。所以，这派思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作为一个传统风俗非保持不可。

　　不过，查一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并非如右翼所称的“传统风俗”，而是19世纪末刚刚被创造出来的“传统”。日本本无什么靖国神社。明治政府从西方列强那里学来了公共纪念性建筑、公共庆典这类现代民族主义的“语言”，并通过与国家神道的结合，动员国民参与其“国家建设”(state－making)的过程。日本人死后，本是在家族中或村子里用自己信奉的宗教仪式祭奠，战死的武士也不例外。但明治以后，政府清理全国的宗教组织，建立靖国神社，将战死的人统一祭奠。由于日本马上开始了对外扩张，进靖国神社的许多是在海外扩张中战死的“英灵”。

　　日本死不认罪的态度，使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竟无法在家门口的东亚地区充当政治领袖。更糟的是，战争问题将在二三十年后大大削弱日本政府在国内的权威。要知道，如今的“高龄少子化”，使日本人口严重萎缩，这一“单一民族”不得不寻求外来移民。最大的移民来源，无非是中国、韩国等这些当年太平洋战争的受害国。这些国家的人入了日本籍，有了政治权利，怕是不会对自己祖先的苦难无动于衷的。到时日本的政治家对自己的选民如何对应，大概还是他们目前顾不上考虑的问题。（薛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