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北京市宣布取消农村中小学借读费，短短4个月后，北京又再次宣布，全面取消来京务工农民子女在公办中小学的借读费。北京成为继武汉等地后，又一个全面取消借读费的城市。

　　消息令人欣慰。令人欣慰的是，广大外来家庭的生活负担因此减轻了，民工子女也许再也不是“二类公民”了，我们的城市更有温情了……

　　不过，在欣慰之余，我们也有些担心，这样惠及广大民工家庭的好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呢？而本报昨天的一个报道（即《东北旺中心小学收取捐资款》）也证实了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虽然北京之前取消了农村中小学的借读费，但是有的学校还在通过收取捐资助学款来变相收取借读费。

　　这样的事例提醒我们，目前许多公办学校已经把收取外来子女的借读费当成一种惯例，现在突然不让他们收这笔钱了，从情感上和利益权衡上，它们很容易产生对政策的抵触情绪，它们可以变相地去收这笔钱，如果得不到这笔钱，它们更可以以种种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干脆将外来子女拒之门外。

　　虽然，目前教育行政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可以对学校进行监督。但这些监督毕竟是事后的，而且需要较长的过程，这样的话，家长们往往是耗不起的，孩子上学事大，随愿意为了几百块钱去得罪学校呢？如果家长们和学校较真，他们还能指望自己的孩子安安稳稳地在学校里安心读书吗？

　　可以说，现在家长与学校的博弈中，家长们往往处于绝对弱势，加强事后监督来改变这种弱势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此，我们是否能再摸索一些其他的制度来改变这种博弈的力量对比呢？

　　也许美国大学的一些招生制度能给我们以启示。根据该国“平权法案”，美国的大学在招生时需要对非洲裔黑人、西班牙裔南美人和印第安人等弱势人群进行优待，大学招生必须为少数族裔划出专门的入学比例。这样的“配额制度”最大好处在于，它硬性的制度，从起点上保证了一些社会易受歧视人群的受教育权利。

　　所以，北京的教育部门是否可以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要求中小学在每年招生时必须要留一部分固定名额给外来人口子女呢？因为中国外来人口和美国的少数裔在某些方面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子女肯定是没法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与城市孩子进行竞争的，这样的竞争劣势势必影响他们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有了这样的固定名额，学校的自由裁量权将大大被限制，他们就没有底气对外来人口进行刁难了。

　　要求每个中小学制定这样的固定名额也并非难事，只要对当前和以往外来人口在每个学校的就学人数，以及每个学区的外来人口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划定一个科学而公正的名额并非难事，关键看有关方面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把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放在足够的高度。

　　本报评论员于平相关报道见昨日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