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2日电本周《瞭望》周刊的文章认为，“官员问责”已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但文章亦指出，“官员问责”目前尚不成熟，仍期待着制度上的突破。

　　四方面不成熟

　　文章说，“官员问责”制的实施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相兼容的地方还很多，实施“官员问责”制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起来。科学的“官员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以及合理的官员进退制度，而这有待更深刻更全面的制度改革。

　　一是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现在也还是粗线条的。

　　二是责问主体缺位。“官员问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制应该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在这种责任体系中，公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追究各级官员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责任体系中没有缺失的环节，形成良好互动的体系。而现在的一些“官员问责”案件中，都是下级因失误被上级要求辞职或被解职。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

　　三是惩治措施不到位。对官员的问责，实际上有三个互相关联但又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确立问责制度，不但要落实行政责任，而且要落实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只注重于追究责任官员的行政责任，回避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完善，防止出现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的现象。

　　四是问责范围太窄。就目前情况看，“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往往还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至今尚未真正落实“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从对执行环节的问责向决策环节、监督环节的问责延伸，已成为完善“官员问责”制的一个迫切问题。

　　期待四方面突破

　　文章认为，问责领导干部不能只靠“风暴”。没有健全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问责制度就不牢靠，结果只能是“官员一茬一茬地辞职，事故一起接一起地发生”。走向真正的“官员问责”制，期待着制度上的突破。

　　一，呼唤干部制度改革。问责首先要求官员对民众，乃至对民意负责——必须对民众的意见予以回应和交待，即要求官员面对群众承担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长期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们如何学会“对下负责”，不仅需要态度转变，更需要制度保障。只有进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继续扩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认真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拔权和监督权，真正让群众对干部的升降去留有发言权，说的话算数，干部才会自觉地“对下负责”。

　　二，呼唤“阳光行政”。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目前，各地政府机关仍存在局部的小团体利益内驱，推行“阳光行政”受到的阻力很大。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地)级政务公开，深化县级和乡(镇)政务公开，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单位要全面实行办事公开。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问责才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呼唤建立党政机关干部岗位职责规范。问责的关键是要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没有明确的责任体系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增加了新的工具。只有官员在责任体系之内，才有可能实施严格意义的问责制。当务之急，是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领导干部的岗位特点，研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的评价标准体系。

　　四，呼唤官员道德自觉。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的自觉。现在一些官员因为失职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大多数是上级领导机关的一种“组织决定”，很少是官员主动负咎请辞的，更少见到在公开场合向公众表明“愧疚”之意的。这说明，政府部门特别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对问责制还不习惯。如果仍然是“组织安排”，没有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这样的问责还仅仅是传统的“组织处理”，并不是人们期待的真正“问责”。只有建立在官员道德自觉基础上的“官员问责”制，才会推动依法行政。(沈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