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4日电（记者赵承、刘铮）上半年，中国经济最为抢眼的指标是投资的迅猛增长，这是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由于投资的带动，中国经济在局部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过热的倾向。

　　当前，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投资增幅正在逐步回落。但是，这次投资热中所暴露出来的市场化投资的盲目性，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防止病症复发。

　　社会资本为投资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市场成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盲动的倾向。

　　中国投资的历次冲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资金的大规模介入。然而，今年上半年，投资的迅猛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资金的迸发，市场的自发冲动。

　　一组数据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佐证：今年前5个月，全国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3.3％，而民营企业投资增速高达70％。民营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31.8％上升至目前的一半左右。

　　在人均ＧＤＰ跨上1000美元新台阶后，中国城镇居民，特别是大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急剧升级。汽车、住房，成为消费者争相购买的重量级商品。大量城市拆迁，造成了许多拆迁户对住房的被动需求。旺盛的需求，带来了房地产、汽车业的蓬勃发展，从而拉动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的利润以翻番的速度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敏锐的社会资本，兴起了投资的高潮。

　　对照一下一些行业的利润和投资增长情况，我们就能明白，市场自发冲动的强大力量。今年前两个月，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1.2倍。同期，钢铁业投资增长了172.6％。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作用下，钢铁投资虽然有所抑制，但前5个月增长仍然达到76．6％。

　　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存量高达12万亿元以上，已经超过国有资本的存量。但也应该看到，市场化的投资者由于掌握信息的不完全，在投资决策上存在着盲动的倾向。尽管权威经济部门一再发出警示，但受眼前利益的驱动，今年前两个月，投资热潮反而愈演愈烈。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这些行业才逐步降温。

　　地方政府发展热情高涨，利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一方面加快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加剧了低水平重复建设。

　　有不少人认为，当前的投资中，政府资金所占份额不大。因而，投资热纯粹是一种市场化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事实上，在新一轮投资热中，地方政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去年各地政府陆续换届，又正值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地方各级政府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这种发展，无论是造福人民的志向，还是树立政绩的愿望，都是应当得到肯定和保护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加剧了投资的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干预经济不再单纯依靠投资等显性手段，而是趋于隐性化。

　　首先就是乱批土地，乱建开发区。土地作为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最重要资源，自然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王牌”作用。山东个别县的开发区居然多达50多个。截至6月中旬，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

　　其次是各种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不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供良好服务入手，却在优惠政策上搞起了大“比拼”。这使得一些散、乱、差企业，由于成本较低，也有了发展的空间。

　　三是大拆大建，急于改变城市面貌。全国600多个城市，2000多个县城，相当一部分在搞大拆大建。不少贪大求洋，盲目攀比，小小县城，动辄建大广场、宽马路。由此造成的投资需求不可小视。

　　发挥好市场的“无形之手”，规范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投资的合理增长，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对于投资热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治理对策。辨证分析，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当前，由于投资主体的变化，投资调控具有一定复杂性。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和力度，民营企业受到的损伤将比较大。这些企业却恰恰是近年来我们采取各种政策措施进行扶持，希望其发展壮大的力量。

　　对于市场化投资中，符合国家政策的，不但不能限制，还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它们发展。特别要引导它们投资到薄弱环节上。对于那些不符合发展方向的市场化投资，比如在三大过热行业，也尽量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在用地、规划、环保等方面抬高门槛，与国有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标准。

　　对于地方政府，首先要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不再单纯以ＧＤＰ作为考核的标准，不能单纯以城市面貌的变化评判功劳的大小，而要引导地方官员从长远考虑，把功夫下在真正能为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地方。其次是要依法行政，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调控经济的运行，通过经济政策规范企业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手段干预投资，过多、过深地介入微观经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