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2002年就曾出现在《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讨论稿）》中的“拥挤道路收费”，又在上海相关机构的“研究”酝酿中，预计将在2005年1月全面完成并上报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据道路拥挤程度决定收费范围和费率，同时将适时建设不停车道路收费电子系统”的设想，可见上海的交通管理思路正准备从控制汽车总量向使用环节转移。（《中国青年报》7月20日报道）

　　这则报道，使笔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在酝酿、推出等阶段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想法。

　　众所周知，不仅只是上述的这“拥挤道路收费”政策，就是其它的有关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政策的酝酿与推出，期间总有一个时间与阶段上的过程。而在现行阶段，每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一般是在草案阶段，即将有关的草案在媒体公布及举行相关听证活动，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尔后在此基础上有关方面再予以决策。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草案公布之前，社会公众对这些有关公共与自身利益的消息尚处“不知”状态，同时又由于目前的决策体制限制，大多政策方案的起草又是出自负责此管理工作的部门之手，那在此条件下，有关的管理部门是否会出于日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政策的起草方案中就埋下“自利”的伏笔，以达到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权力个人化的目的呢？应该说，这种担心已经被已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事实所证明。那么在这前提下，不管是出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公正性要求，还是基于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理由，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的公开度都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尽可能的向草案之前延伸，以让社会公众能尽早的知晓有关的行政决策目前在什么阶段，及一旦政策出台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哪些影响。

　　还有，作为一个走向政治文明社会的行政机关，也应该在尽可能公开的、透明的状态下，让社会公众知道：我们已经做了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还打算做什么，并进而将“为什么”的理由告诉公众。想如此，不仅能使公众的知情权有所扩大，且还能使公众在知情的条件下，更好更充分的行使自已的民主权力并参与相关的行政决策活动，而与此同时，行政机关也可从中进一步提高“知民”的层次，使行政决策符合亲民、为民的要求。

　　当然，笔者的上述观点并非只是针对上海的“拥挤费”政策而言，其实同样的政策公开问题在其它地方亦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行政机关有必要在进一步扩大社会知情权的条件下，让政策在草案公布前的酝酿阶段，就让公众知晓并让公众以一定形式参与，肯定能在提高行政决策公开公正的同时，也会有利于行政机关自身形象的确立。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行政决策本身就是政治文明与民主决策的体现。对此，不知有关的地方政府以为如何？(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