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节县人大调查发现，全县今年罂粟种植面积近千亩

　　评论：铲除“罂粟经济”需要长效机制

　　核心提示

　　今年5月26日，重庆奉节警方直扑大巴山区，抓获组织收割鸦片的“老板”和种毒农民12人。此时已是当地鸦片收割末期，但在行动之前，“天目四号”卫星扫描发现，当地仍有160亩罂粟田。

　　奉节县人大今年6月提交的调查报告称，1990年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出现罂粟种植，虽经打击但面积逐年扩大，2004年仅奉节县种植面积已近千亩，产值数亿元。

　　农民种毒系黑势力利诱胁迫所致，但亦与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失利有关。有关部门力图肃清毒源，却受到经费、人力、地形及更多复杂因素制约。

　　7月12日下午5时许，重庆奉节县政府附近，县林业局局长罗启辉遭3名歹徒砍杀，头部中刀，送医院后昏迷不醒。

　　一种坊间议论随之出现：林业局长的遇刺与当地林场的罂粟种植有关。

　　7月20日，奉节林业局一位职工和一位当地林场工人向记者表示，他们都相信这种说法。

　　林业局这位职工证实，奉节县加大了打击罂粟种植的力度，下属各林场都组织了罂粟铲除行动。

　　“奉节县许多林场都种过鸦片，这不是什么稀奇事。”那位林场工人说，罗启辉曾任奉节县新民区区长，任期内，该区天播林场出现了罂粟种植。

　　“当年，天播林场失火，林业人员现场扑火时发现一片青色植物，经辨别为罂粟田。”奉节县政法委书记杨大才说，这是奉节政府部门首次发现罂粟成片种植。

　　今年6月，奉节县人大法工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开始出现鸦片原植物———罂粟种植。

　　虽经有关部门打击，种毒面积仍逐年扩大，到2004年，仅奉节县的种植面积已发展到以千亩计，产值数亿元。

　　来自北京的一位调查人士则认为，以重庆奉节、巫山、巫溪境内的大巴山区为源头，一条毒品供应链已然成型，包括罂粟种植、鸦片生浆提取和加工、贩运出境提纯为海洛因、并部分返销国内。

　　“至今，这个链条并未被有关部门完整掌握和有效摧毁。”

　　这位人士据称调查奉节种毒问题已有6年历史。随后的采访中，奉节警方人士和政法委书记杨大才证实了他的一些说法。

　　高山所产质量更好

　　收割后，老板或直接带走鸦片生浆，或就地熬制成熟膏外运。

　　“这就是鸦片果壳。”

　　7月10日，夜色下的板仓村，一大箩筐棕黑色的植物果实被放到地上，农户主人拿起其中的一个。

　　黑色果实略大于鸽卵，顶端留有凋谢后的花蒂，外壳上，8组纵向刀痕宛如雕刻。

　　“刀痕是收割鸦片生浆留下的。”农户主人说，这样的割取可以持续一周左右，他手中的那颗罂粟果壳留下了8次割浆的痕迹，每次4道刀口。

　　板仓村隶属奉节县岩湾乡———中午时分从县城出发，向东北溯梅溪河进入大巴山区，车行2小时后至汾河镇。又是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车路终止于一条煤矿便道。穿越密林、崖壑和溪涧，在羊肠小道上跋涉3小时，夜幕下的村庄便出现在奉节、巫山、巫溪交界处的高山之巅。

　　在板仓村的另一处农家菜园，一块不足三分大的红苕（红薯）地令户主廖菊清有些难堪，浅绿的秧苗尚不足以覆盖黑色土地———这是铲除罂粟后才种上的。

　　两个月前，廖家的这块土地和附近的另一些田地里，鲜红的罂粟花盛开，组织种毒的老板带领手下在地头搭起帐篷，半人高的花朵和果实丛间，被雇佣的农民忙着割取鸦片生浆，一种奇特的气息弥漫在山间。

　　这里的罂粟种植一般在9月以后播种，次年2月开花，3月到5月收割，中间要施两道肥，除两遍草。

　　廖菊清说，奉节的高山（海拔800米以上）和低岭地带都有种鸦片的，低处收获比高山早一个月，产量也高，但高山所产质量更好。

　　板仓村的村民说，鸦片收割由种毒老板带领手下监督本地农民完成，村里每天会有10多人下地。

　　收割后，老板或直接带走鸦片生浆，或就地熬制成熟膏外运，罂粟秆则被藏匿起来。

　　廖家猪圈旁，拨开茂密的荒草，一堆堆褐色的罂粟秆暴露出来。

　　想弄几个盐钱

　　老板答应付给廖租金200元，免费提供种籽，播种、除草、收割按日算工钱。

　　“瞎子见钱眼也开。”廖菊清这样描述他种罂粟的动机。

　　廖种罂粟的时节是去年11月，当时邻居家地里的罂粟已经出苗。廖家夹在中间，组织鸦片种植的老板就来找他。

　　“他们动员了我6次。”

　　廖菊清说，他知道种鸦片违法，但老板表示，邻居都种了他不种，一旦种毒被举报，账就要算在他头上。廖权衡再三，“也想弄几个盐钱”，终于答应拿出那块三分大的红苕地。

　　“我不敢自己种，讲明是租地给他们，吃饭、住宿我都不管”，廖菊清一再强调。

　　老板当时答应按优惠价付给廖租金200元，免费提供种籽，播种、除草、收割按日算工钱，鸦片收割后给钱。

　　而廖菊清的邻居姜福武，据称是板仓村首名种植罂粟者。

　　“他种的苗子卖给老板，老板又给别处种。”廖菊清说，姜家的种植面积约数亩。

　　他指点着姜家屋前屋后的大片平坡地，这些土地同样薄薄地覆着一层红苕秧。

　　姜氏夫妇现在已不敢在家中过夜，廖菊清在田边叫了半天，不见回应。

　　“姜家和我们家不一样。”廖说，他们种得早、种得多，又是窝点，种毒老板和手下10多人都在姜家吃住。

　　廖的另一家邻居李应安，继姜家之后开始种婴粟，面积有亩把地，“最后几天，他家供了几个外地人的饭。”

　　7月11日，李应安夫妇已双双外出打工。

　　按廖菊清的说法，他们三家种植的总面积是近6亩。但记者从其他途径获得的数据是11.8亩。

　　根据举报者向奉节警方提供的情况，板仓村相邻的庙坡村八社，罂粟种植面积达30余亩。种毒的历史也比板仓村早两年。廖菊清说，板仓村最初的一包罂粟种子，就是姜福武从庙坡村提上来的。

　　一山之隔的天池乡轿顶村四社，也被举报种有数十亩罂粟。村妇彭德香的檐下，仍晾着罂粟秆子。彭说，旁边两个社都种了，老板就来找四社，四社有6家种，她家种了亩把地。

　　记者现场所见，这些曾经种毒的土地，一般位于村民的屋前屋后，属于比较好的平坡地，甚至还有水田。

　　老板常鸣枪示威

　　谭老板、陈老板和幺老板，以幺老板为首，他们都是草堂的，这一股共有140余人。

　　“从来问不到他们的姓名，就算有姓名也是假的。”

　　农民们说，种毒老板经常换手机，讲话一阵普通话，一阵家乡话，叫人搞不清来路。但也有老板不经意间露出，他们来自奉节本县的草堂、三角坝等地。这些地区有更长久的罂粟种植历史。

　　老板们有手枪，“五连发的那种”。收割季节，他们时常朝天鸣枪，向周边农民示威，有时则是为了打野兔。

　　板仓村来的“老板”和手下一共有10多人。据廖菊清讲，老板一共有三个：谭老板、陈老板和幺老板，以幺老板为首，他们都是草堂的，这一股共有140余人，分布在奉节县各片区组织种植。

　　“他们说自己是‘小馒头’的部下。”有村民告诉记者，“小馒头”是奉节县有名的黑帮人物，曾为争夺岩湾乡煤矿和当地农民、矿工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折了腿，煤矿老板为此赔给他25万元。

　　断腿并未影响小馒头的势力，记者在奉节县城已闻其大名。而“幺老板”作为他的部下，“自己说为贩毒曾坐过三次牢。”

　　到轿顶村组织种罂粟的老板，也是奉节本县人。

　　罂粟开花时节，岩湾乡一位叫黎华登的摄影者，带着相机到庙坡、板仓拍照。知情人介绍，黎拍下了罂粟花、采割鸦片的大量照片。

　　在板仓村拍照时，黎华登和种毒老板之间发生了冲突。“老板抽出刀子要砍他。”

　　黎华登拍照片的意思，

　　说法不一。一位种鸦片的农民说，黎本人是个在社会上混的人，他拿照片去勒索种毒老板以及村干部。庙坡村的老板给了他500元“烟钱”，板仓村的老板则不买账。

　　轿顶村农民张传贵，起初被老板诱逼种了一片罂粟，后来听在单位上工作的亲戚劝告，自家铲除了，老板来找他，要他赔产量，“先打听我占不占人，旁人说我有好些亲戚在政府部门，他们就没有来弄我。”

　　诱逼之外，“老板”们还会坑害替他们种植罂粟的农民。三角坝地区一位农民反映，当地某农家8兄弟种植鸦片，卖给一个姓欧的老板，共得2万多元现金，结果只有1000多元真币。

　　奉节县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报告称，组织种植鸦片者多为外地黑恶势力，种毒者持有火药枪、管制刀具。

　　种毒“爆发态势”

　　据多位举报者反映，今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城很近的地方。

　　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气候温和，适合种植罂粟。

　　解放前，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曾遍植鸦片，而死灰复燃，则开始于1990年。

　　奉节县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报告称，起初，罂粟种植多在人迹罕至的林场或森林地带。组织种植者“扼守要道、居高临下，三五人不能上山。”

　　近年来，种毒地点由林场扩展到良田，面积由零星发展到动辄上百亩。人大调查报告指出，今年调查组所到的合营乡、前进乡、汾河镇、奇峰乡等14个乡镇，全部有罂粟种植，仅这些乡镇组织铲除的面积，总数即达近800亩，其中前进乡一地达400余亩，汾河镇100余亩。

　　而这些数据，仅仅是调查组成员与乡镇干部座谈获知的。

　　这份报告还指出，2003年奉节县上报重庆市政府的种毒面积仅34亩，即便如此，市政府当时还不相信。

　　实际上，根据奉节县政府6月14日向县人大所作答复：2001年来全县共铲除罂粟670余亩，其中2001年87亩，2002年110亩，2003年210亩，今年目前已铲除74亩，农民自行铲除190余亩。

　　知情人介绍，人大调查报告出台的原因，是奉节县人大审议政府禁毒工作报告过程中，人大代表对本县多年来的禁毒效果很不满意，要求加大查处力度。

　　县人大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指出，县政府此前的答复和人大的调查报告相比，数据上仍有较大差距。

　　一位当地警方人士透露，今年奉节县禁毒大队核实的种毒面积有400余亩，但不敢向上报。这位警方人士称，据多位举报者反映，今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城很近的地方，呈现爆发态势。

　　但县政法委书记、禁毒委员会负责人杨大才认为，今年奉节罂粟种植只涉及8个乡镇。

　　关于全县罂粟种植的总数字，杨大才称正在收集数据。一些种罂粟农民的估计则为2000到4000余亩。

　　前文所述北京调查人士称，奉节三角坝周边地区种毒历史最早，情况最为严重，面积达千亩，被外地人称为“小金三角”。

　　岩湾乡乡长覃斌证实，“小金三角”种毒最多，岩湾乡的种植就是那里传来的。

　　而奉节县政府的报告显示，草堂片区是种毒重灾区。一位草堂区农民说，该区同伴村种植罂粟仅种籽即达30斤，肥料则要了一卡车尿素。

　　轿顶村与同伴村同处山顶，遥遥相望，轿顶村村长李先高认为，同伴村的种植面积应在百亩以上。

　　罂粟种植也并非奉节独有。杨大才介绍，奉节周边的巫山、开县都有零星种植，巫山的种植面积大于奉节。岩湾乡乡长覃斌说，毗邻的巫溪县也有罂粟种植。

　　历史资料显示，重庆云阳、开县等地都曾发生罂粟种植案件，其中2002年开县山区关面乡查获大面积种植罂粟案件，有的山民家庭连粮食也不种，全家靠种毒生活，一些种植户因此脱贫。农妇黄某将自家的自留地全种上罂粟，达3.34万余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02年6月25日，重庆市警方公开焚烧罂粟壳1575公斤。

　　7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一位警员证实，他们早就知道奉节等地罂粟种植的情况，只是不知道有这么多。

　　罂粟经济和贩毒链条

　　农民种1亩罂粟收入2万-3万元，而种1亩庄稼仅收入几百元。

　　“种1亩罂粟，比种田的收入高出10倍。”板仓村村长刘其学说。

　　对出租土地给种毒老板的农民来说，收入则来自几个方面：土地租金，1亩600元；为种毒出工，包括下种、除草、施肥、收割，白天30元，夜班50元；计算下来，种1亩罂粟可以赚到1000多元。而这亩地假如种玉米，收成300斤，仅能卖得150元。

　　自行种毒的农民收入更高。在奉节县政府的报告中提到“少数农户受高利润诱惑，私种毒品原植物。”县人大的报告则称，农民种毒“亩收入2万元左右，是种粮的十至数十倍。”

　　覃斌的说法是，农民种1亩罂粟收入2万-3万元，而种1亩庄稼仅收入几百元。

　　种毒收入取决于鸦片生浆的产量和价格。据了解，高山地带1亩罂粟可产鸦片生浆5公斤左右，每公斤价格在3.6万-4万元，低山的鸦片产量要高一些，但品质稍逊。以此计算，奉节县罂粟种植的产值当在数亿元。

　　此外，罂粟壳可以卖到火锅店，干货的时价是55元一斤。据报道，前几年重庆火锅行业曾遭遇危机：从业者为吸引回头客在火锅汤里放罂粟壳，为此有关部门进行过大规模整治。

　　一些种毒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知情者介绍，同伴村有人从2002年开始种罂粟，种毒所得在县城买上了房子。

　　草堂镇林政村一家姓陈的三兄弟，更是5年前就开始种毒，直到被抓获。

　　但农民们得到的只是小利，更大的利润产生在加工和贩卖环节。鸦片生浆熬制成熟膏后，价格即暴涨，而最后提纯为海洛因，价格则上升到每公斤数十万元。

　　警方人士透露，根据调查，鸦片贩运的途径有几种：从奉节、巫山出发，穿越湖北神农架地区，到达襄樊或河南；经奉节、巫山到宜昌；此后的线路则不清楚。一些种植鸦片的农民反映，鸦片加工的毒品贩运到香港和新加坡。人大报告中描述组织种毒和贩毒者的行为特征为“人货分离、毒款分离。”

　　前文提到的那位北京人士，接触过奉节县一些吸毒者。“我问他们毒品哪里来的，他们说是自己种的。”这位人士调查发现，部分贩运到境外的鸦片，提纯成海洛因后，又返运回境内，直至销回原产地，形成了一条产供销循环的完整链条。

　　奉节农村产业结构困局

　　他们这里两年没收到谷子。除糊口之外，农民没什么收入，除非出门打工。

　　记者在奉节山区考察所见，种植鸦片地区一般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微。杨大才也提到，很多当地农民出外打工，土地撂荒，被种毒者低价承包。

　　前文所述姜福武就是一个承包者。板仓村长刘其学说，姜本是庙坡人，他在板仓村住的房子和种鸦片的地，本属于举家到河北打工的马立君，这种私人的转包造成了管理疏漏。

　　板仓、天池农民种植的主要作物是土豆或玉米，水田收成则要看天气。今年干旱，不少水田裂开了口子。天池乡轿顶村农民介绍，他们这里两年没收到谷子。除了糊口之外，这里农民没有什么收入，除非出门打工。

　　板仓村是重庆市市级特困村。2001年，村里响应上级调整产业结构的号召，用市里两年的扶贫款近6万元买回1.7万株核桃树苗，共栽种了250亩旱地，几乎是村里除水田外全部的好地。

　　三年过去，这些核桃树都已长到两人高，但尚未挂果。核桃种植影响了粮食产量，不少农民自行砍掉核桃树苗返种庄稼。

　　刘其学家里挂着一张乡政府颁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先进个人”奖状。但这张奖状使他如芒在背。刘一再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自己“有失误”。究其原因，板仓村的核桃树种植没有纳入退耕还林，农民为此没有粮食补助，“当时买树苗合同是乡里签的，乡党委的答复是产业结构调整，以后可以列入，后来乡镇结构调整，一换届，落空了。”

　　奉节县人大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与乡镇干部座谈中，有干部认为种毒“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好路子。”

　　岩湾乡乡长覃斌就此表示，他们一直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但不可能鼓励种毒。

　　奉节县政府6月14日的报告提出，认真调查摸底，积极探索禁种铲毒长效机制，采取治穷与治愚相结合的措施，创建无毒村社和无毒社区。

　　记者此前走访奉节县财政、移民部门得知，奉节经济不发达，农业尤其落后，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未能成功，大部分企业又在库区蓄水过程中关闭破产，虽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却留不住人、留不下票子。随着移民资金的减少乃至停止拨付，奉节县面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和财政危机。

　　“天目四号”卫星定位毒区

　　此次行动共收缴鸦片油膏2100克，但5月底已是收割末期，大部分鸦片生浆或油膏已被运走。

　　今年5月24日，奉节当地有公民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种毒问题。两天之后，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到巫山、奉节，督促当地刑警大队出动11辆警车，绕道天池到岩湾乡，抓获正在组织收割的“老板”和种毒者共12人。

　　根据奉节人大官员透露，抓捕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动用了“天目四号”卫星对奉节县罂粟种植情况扫描，发现奉节境内尚有罂粟160余亩。

　　廖菊清回忆，警察到达时，姜家屋里的“老板”们正在打牌，李家屋里的人则在睡觉，手枪挂在墙上，被警察收缴。有三个人在抓捕中跑掉了。姜福武在地里，当时就吓得到外地躲了10几天。

　　廖本人躲在庄稼地里目睹了抓捕过程。

　　抓捕行动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组织人员铲除了板仓的罂粟植物，并在村里码起柴堆，烧掉了罂粟秆子和果实。板仓村长刘其学说，罂粟秆子非常潮湿，烧了两天，用掉40捆柴，最后还浇了五六十斤汽油。

　　奉节官方人士介绍，此次行动共收缴鸦片油膏2100克、现金2万余元，和一批手枪、西瓜刀。

　　山高路险，警方抓捕的路线是从巫山过来，绕道天池乡翻越山顶，黎华登是这次行动的带路人，警方也到他家中提取了照片。事后，黎受到种毒老板的死亡威胁。

　　但5月底已是罂粟收割末期，大部分鸦片生浆或油膏已被运走。板仓村农民反映，村里的罂粟收割当时只需8天就要扫尾，已运走鸦片生浆5.5公斤。

　　就在抓捕行动同时，毗邻板仓的庙坡村8社仍在收割罂粟，最后运走了鸦片，毁掉了罂粟秆子和果实。透露这一信息的农民估计，庙坡连同板仓两地，2004年运出约25公斤鸦片生浆。

　　警方抓捕行动也并未扩展。7月上旬，记者走访数村，均未有当地政府或派出所人员来过，也未要求种毒人员或“窝家”前往说清楚情况。

　　铲毒缘何不力

　　组织种毒者持有枪械，给铲除带来很大困难，三五人不能上山，聘请联防人员工资无法支付。

　　“连续几年来，在禁种鸦片上，政府有一定打击力度，每年都要判几个。”杨大才说。

　　以往的铲除状况不尽如人意，按县乡村各级干部的说法，主要是由于罂粟种植在高山密林中，又是零星种植，很难发现，发现了也没人认账。

　　2004年是奉节打击鸦片种植力度最大的一年。“通过4—6月的集中整治，取得了较明显效果。”

　　据杨大才介绍，2004年县禁毒委开会，县财政拨了专款，对各乡镇做了严格要求，让一把手带上山找，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根据《中国警务报道》的消息，重庆市从2004年2月起，统一部署各县开展禁毒专项斗争，3—5月利用毒品原植物（罂粟）生长的季节特点，在非法种植罂粟严重地区进行公开铲毒。杨大才证实，奉节的集中整治活动是根据重庆市统一部署进行的。

　　人大调查报告显示，奉节县今年共铲除罂粟近800亩，收缴鸦片4000余克。这还不包括天目卫星扫描发现的面积。

　　报告指出，草堂片区禁毒任务重，派出所人员有限，2004年用于铲毒的经费大约1万元。组织种毒者持有枪械，给铲除带来很大困难，三五人不能上山，聘请联防人员工资无法支付。

　　县政法委书记杨大才分析，以往铲除罂粟不力的原因主要是基层干部工作不“逗硬”，不处理，产生县乡脱节现象。县里总结经验，和各乡镇签订禁毒责任书，“如再在某地有发现，追究当地主要领导的责任，先警告、再挂黄牌，仍无改观则撤职。”

　　另外，奉节对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实行一票否决，杨大才说：“有信心明年在县境内不再出现一块罂粟种植。”

　　今年6月26日的世界禁毒日，奉节县政法委在县城主持召开禁毒宣传大会，架起大锅，“象征性地烧掉了10多公斤鸦片，800多克海洛因”。6月29日，召开禁毒公判公布大会，宣判了5名种植毒品和3名制造鸦片原油的嫌疑人有期徒刑，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林政村陈氏三兄弟。

　　种毒者有无保护伞

　　“尽管乡镇干部存在工作不力和脱节的问题，但尚未发现有与种毒者勾结的情况。”

　　奉节县禁毒大队于2001年成立，警力为4人。成立之后，该大队人员进行了艰苦工作，共破获涉毒案件199起，收缴海洛因1940克、鸦片6290克，罂粟壳60.7斤。2003年，禁毒大队被重庆市禁毒委员会评为“禁种铲毒先进单位和禁毒重点地区专项整治先进单位”。

　　但今年3月，正值鸦片收割之际，禁毒大队却被分解到各刑警中队。人大报告指出，禁毒刑警不得不承担别的刑事任务，导致禁毒工作面临困难。报告建议恢复禁毒大队。

　　一些种罂粟的农民反映，种毒老板来发动他们种植时，都说尽管放心，关系已经走通了。廖菊清说，天池乡铲除罂粟后，这边的老板让他们“稳起，县区乡都弄通了，没事。”

　　板仓村村长刘其学开始坚称不知道村里有人种罂粟，原因是村子面积太大，最远的地方来回要走两天，罂粟又种在树林里。

　　但从种有罂粟的七社走到刘家不过半小时，罂粟也并非种在深林僻角，而是连片分布在姜、廖、李三家的门前屋后。

　　后来刘又改口说，他曾经得知姜福武种有“几分地”

　　罂粟，他给七社社长打过招呼，让他督促铲了。之后姜福武来到村长家里，承认自己种有罂粟，“我让他必须铲除。结果后来我忙着别的事，把这事耽搁了。”

　　知情者的说法是：个别村民受到种毒组织者威胁，去找刘其学商量，刘不敢向上汇报。

　　板仓村的支书郑昌茂则长期住在县城忙于自己的生意，警方抓捕种毒者那天也未到场。

　　参与鸦片种植的农民反映，村干部曾说，老板是城里的黑道，县政府都怕，他们更惹不起。

　　刘其学坚决否认他收过种毒者的任何财物。他也否认乡干部与种毒有涉。

　　“公务员不可能支持种鸦片，否则就失去起码的觉悟了。”岩湾乡乡长覃斌称，警方行动前，乡里曾安排村干部去查，近半个月都未发现。村干部也从未报告过村里有罂粟种植。

　　而按刘其学的说法，由于山高路狭，乡干部一年能有一次到村里来就不错了。

　　5月26日抓捕行动后，岩湾乡为李应安妻子办理了取保手续。覃斌强调这是考虑到该农妇仅为种毒者做饭，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否认乡里为此缴纳过保证金，对取保候审者已出外打工的事，覃称并不知情。

　　但知情者称，5月26日拘捕的12名种毒者中，有6名在5月29日被取保，每人交纳了3000—5000元保释金，除李应安妻子外，包括谭老板、陈老板这样的组织种毒者也被释放。

　　另一举报者称，他曾多次以退伍军人名义向乡、镇、县政府多次举报罂粟种植，一直没有回音。组织种毒的老板如今获释，他随时有危险。

　　记者向县政法委、人大法工委、县刑警大队多方求证被保释者的准确人数，均未得答复。奉节县刑警大队一位警员称，确实有几名被拘者获取保候审，程序是由所住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材料，报县局批准。取保理由有情节轻微、身体疾病等。

　　组织板仓鸦片种植的首犯仍在押。

　　5·26拘捕行动当日，奉节县法院宣判了一批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的罪犯，其中包括5名种毒农民和三名种植并加工鸦片膏者，均为2003年及以前的旧案。

　　值得注意的是，三名犯制造毒品罪的案犯（草堂林政村人），判决均在10年以下，而一名47岁的种毒农妇李贤琼刑期则为14年。

　　7月12日，奉节县政法委杨大才澄清，尽管乡镇干部存在工作不力和脱节的问题，但尚未发现有与种毒者勾结的情况，更谈不上县里有干部充当种毒者的“保护伞”。人大法工委也称他们未曾接到相关举报。

　　“奉节县在册吸毒者共1400人，实际吸毒人数可能超过4000人。”前文提及的那位北京人士调查得知，这些吸毒者中不少是以种植、制造和贩卖毒品所得供自己吸毒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位调查者说，2001年的夏天，在奉节老城某间租赁房，他看到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两位中年农民斜倚在床上，嘴里含着一杆铜质水烟枪吞云吐雾，烟雾有一种特殊的气息，而烟锅里除了烟丝外，一个大烟泡触目惊心。

　　当时，一个吸毒农民介绍：在烟丝里掺入绿豆大小一粒鸦片烟膏，可以混着吸。

　　另外一种吸法是：在一块铜片上放绿豆大小一粒烟膏，拿火在铜片下加热，把鼻子凑近深呼吸，或者用纸筒对着烟膏吸，以免烟雾损失。

　　“我当时就想到了‘虎门销烟’。”这位调查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