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本报“关注中年知识分子健康”话题热度不减来电如潮

　　本报连续两晚开通热线倾听读者对“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系列报道的反响和建议，受到各界热情追捧。不少读者建议从制度上、法规上保障这群社会中坚分子的健康。

　　职称考试应适当减压

　　周先生，某大学教授，46岁

　　中年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文革”，接受文化教育“先天不足”，很多人专业很棒，惟独不精通英语。但现在的职称评定政策对这一人群的时代背景没有适当倾斜，把四五十岁的中年知识分子与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放在同一起跑线进行竞争，给中年知识分子造成很大的压力。希望社会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中年骨干莫“垄断名利”

　　曾先生，某高校科研人员，40多岁

　　人到中年应当淡泊名利，媒体经常报道知识分子带病工作并树为典型，可能是一种误导。很多高校、研究所的中年领导，经常一个人身兼十多种社会身份，又是单位一把手，又是课题负责人，又是上市公司总经理，还要带十几二十个研究生……不排除有些人是把名利看得太重，已经生病了还要“垄断名利”。应该适当给自己松绑，不要以为地球没了你就不转。

　　“补充医保”期待突破

　　肖刃，退休高级工程师，70岁

　　按照相关规定，当国有企业的职工医疗保险费用不超过4%，可以直接打入成本。因此建议本地相关单位可以把这个标准统一起来，确保知识分子获得更充分的医疗保障。此外，一些效益不好的单位自己拿不出钱来帮退休职工购买补充保险，但政策上又不允许职工自己掏腰包，希望这个政策会有所突破。

　　医生补休尤要落实

　　王先生，某大医院医生，40多岁

　　医生普遍长期超时工作，如出门诊由于病人多专家少，长期要加号看病；上了手术台经常是欲罢不能，接台手术经常从上午干到晚上；现在又要应社会要求轮班开夜诊、假日门诊，还要搞课题、写论文，长期超负荷运转会影响医生的健康和判断力。建议医院本身应该严格遵守《劳动法》，在管理制度上确保医生的休息问题，不能实时落实的起码要安排事后补休，这样才能保证工作质量，避免恶性循环。

　　莫强迫知识分子透支

　　莫先生，宣传工作者，50多岁

　　很多加班加点不是因为中年知识分子效率低，而是因为单位给予的工作量超负荷引起的。各单位要健全自身的科学管理体制，不要强迫知识分子经常性透支自己；另外，中年人不应该把工作实绩看得过重，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要适可而止，注意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

　　忘我工作应适可而止

　　陈先生，退休中学教师，60多岁

　　对广大中学教师而言，只要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不要动辄陷在升学率、重点线等应试教育的泥潭里；相关部门也应多组织职工参加健身活动。

　　体育锻炼可否制度化

　　聂先生，小学教师，30多岁

　　各单位要形成强制锻炼的时间表，将健康锻炼用制度固定下来，国外一些大型企业都有类似做法，如可口可乐规定每天的9点到10点就是员工锻炼时间；建议学校以及其他单位制订锻炼时间，如规定每天早半个小时到达单位参加集体锻炼。

　　关怀政策应有延续性

　　刘女士，中学退休女教师，60岁

　　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曾出台规定：教龄超过30年的教师每月可领取20到25元的医疗津贴，但过了几年，这个政策就不了了之，建议有关政策要保证稳定性和延续性。

　　中年工人也盼关怀

　　张先生，退休机械工人，60多岁

　　全社会都应多关心医疗保险问题，医疗保险应一视同仁，切实保障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知识、劳动分子，不能厚此薄彼。

　　中年骨干应享受优惠

　　叶女士，某省一级中学教师，40多岁

　　对于教师、研究人员、法官等高强度工作人员，建议政策给予他们的子女入学一定的政策优惠，这对受惠行业人员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本报记者　廖怀凌　实习生　李文龙（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