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7月21日、22日对审计署官员建议设立最高审计院的新闻作了连续报道，建议的具体内容为：将审计体制由现行的行政型模式改为立法型模式，设立与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平行的审计院（即一府三院制）。审计院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个建议大胆而前卫，完全算得上是一枚重磅炸弹，难免激起千层浪，而且事实上这个建议在各平面媒体以及网络媒体上也确实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建议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而且在理想状态下，审计署的破格升级后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但是，它的可行性却是更值得怀疑的。在现阶段，结合中国的国情，一个能够落实的“权力”显然要比一个去简单“分立”的“权力”来的更加现实、更加可行、更加有效一些。

　　因为这首先牵涉到国家宪政体制、特别是政体变革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宪政体制是经历了历史、借鉴了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并且结合了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国国情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实践也证明了它是适合当今中国发展要求的国家政体。实施拔高审计署规格，直属全国人大且与国务院平行的“一府三院”的改革也就意味着对国家政体的变动，而国家政体的变动向来都会引发国家、社会一系列震荡，各种问题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处理稍有不慎，都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现阶段就更需要对此慎重对待了。变革的理想固然不坏，但若是仅为某一个问题就轻易的改变整个国家运行良好的宪政体制，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所要付出的代价更是难以估量。而且没有经过十分详尽系统科学的研究和调查论证就轻易的对国家政治体制做出这样的变动，未免也显得稍欠考虑。

　　西方国家推行的“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约的所谓“三权分立”制度尽管有它合理的地方，但这也是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与他们的国家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历史根源以及地域性特征。把它们稍作改动而应用到我们的国家，“水土不服”恐怕会相当的明显。

　　而且事实上，从这次的“审计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缺的并不是制度，并不是权力，而是“落实”——各种由制度赋予的权力的落实！就以审计为例，现阶段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各种地方性的和各行业部门的审计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对基本的常态审计已经绰绰有余，但是为什么照样还是有那么多本该尽早审计出来的问题出现“延迟审计”或者干脆逃脱了审计呢，关键问题还是审计部门审计权力没有得到落实。况且，如果审计部门的权力无限拔高，那么审计部门自身的权力约束、内部监督同样会成为一个问题，而缺乏监督和约束的高级权力恰恰是产生腐败的沃土。

　　一个相对稳定高速发展的社会惧怕剧烈的社会变革，惧怕不完善的法律法规，惧怕没有约束监督的权力，但却并不惧怕一个落实的“合法权力”。而这种“合法权力”恰恰正是这种社会最应该不断完善、最需要坚决落实而且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权力。(稿源：红网)(作者：周建化)(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