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南京大学等四所高校60余名青年志愿者费时1个多月，首次深入南京周边的农村地区，寻找侵华日军大屠杀最新“证言”———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截至昨日，150份“证言”已交到活动负责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副教授手上，明年有望结集出版。

　　组织者：寻找更多的历史真相

　　7月26日，南京大学文科楼四楼，历史系办公室。

　　夏天有点闷热，午后强烈的阳光照射在张生副教授桌上，厚厚一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在阳光下让人感到格外沉重。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惨痛的记忆，也是南京大屠杀极其珍贵的证据啊。”张教授抚摩着这些材料，感慨不已。他说，所谓“证言”，是指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口述实录。

　　他说，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由这种方式得到的证据是第一手的，最直观，最具冲击力，公证后具有法律效力，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其次也因为幸存者大都已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口述实录的方式比较方便。

　　张生说，从史学角度来说，从前关于南京大屠杀口述历史的研究只局限于城区而忽略了郊区，南京广阔的农村地带发展相对滞后，人口流动相对较小，更利于口述史料的收集。这次活动覆盖了江宁、栖霞、雨花台、浦口等区的30多个村落，揭开了更多的南京大屠杀真相，改写了过去史学界未提江北发生大屠杀的历史。

　　参与调查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大学等60名志愿者，最新收集的证言达150多份，即将交付江苏省公证处公证，并且计划编入明年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卷本《南京大屠杀资料汇编》。

　　寻找者：每个字都震撼心灵

　　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马秀谊是活动志愿者之一，“活动很艰苦，腿都差点跑断了。”此前20多年，马秀谊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仅仅限于历史书，现在，他在BBS留贴说，每一个字都是一种心灵震撼。

　　20多天里，南大调查团的足迹覆盖了南京市江北整个浦口区。马秀谊们分成6个小组，每组2—3人，每天最早5点出发，晚上8、9点才回到学校，每天的午饭都是在外面草草解决，“有几次我们组就在一个破旧的车棚里躲着太阳，就着矿泉水啃几块饼干了事。”

　　马秀谊住在位于南京市区的南大鼓楼校区，而浦口区在江北，他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在长江两岸往返，“很多时候太晚了，或者太累了，我就借住在浦口校区师弟的宿舍里。”

　　南大另外有一个组负责浦口区桥林镇的寻访，由于距离南大浦口校区实在太远，路面状况又很不好，他们干脆就在当地找个小旅馆住下来了。

　　寻找幸存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事前作了充分准备，马秀谊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是农村地区，地址不清，或者人不在家，有时候顶着太阳跑整整一天都在找一个人。“为了找到一个老太太，我们先后四次上门才找到她。”马秀谊说。

　　“每找到一个幸存者，都兴奋得击掌相庆”

　　有时候也有意外。

　　有一次，马秀谊在泰山镇一个市民公园里看见一群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就上去和他们慢慢攀谈，谈了好一会，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我们要寻找的，正要离开，有一个老人路过，听到我们谈话，主动上来说，我是大屠杀幸存者。“每找到一个幸存者，我们都兴奋得击掌相庆。”

　　谈到采访技巧，马秀谊深有感触，“有一些老人很热情，积极配合我们。也有些老人不太愿意提起当年的痛苦往事。寻访前老师指导我们，与老人沟通要注意技巧。”

　　他说，比如我们看到几个老人在公园打牌，我们在旁边耐心等他们空闲的时候再小心翼翼与他们攀谈，一般不能直接问他是否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慢慢和老人聊上了，他才会告诉你许多事情。

　　“我们也遇到过坚决不配合的老人。我们曾经寻访一对夫妇，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言，过了几天，我们拿着整理好的证言材料去请他们签字确认时，他们坚决不配合，态度很激烈。原来他们和居委会发生了矛盾，他们的证言就不能用了，先前几天努力也就前功尽弃了。”

　　“面对老人的哽咽，我们不知道说什么”

　　马秀谊说，每和一位幸存者谈话，我们就经历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位幸存者都有自己的痛苦记忆，有位老太太，她18岁的时候，全家人都被日本人杀死了，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逃出来。她肩膀上被日军刺刀刺了一刀，她把伤口给我们看，之前我们都以为刺刀伤不会很大，结果衣服一撩开我们都惊呆了，肩头很大一片都已经没有肉了，只有一点皮盖着骨头，伤疤触目惊心。“面对老人哽咽的声音，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马秀谊眼红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子就这样悄悄落泪。

　　他说，每天晚上坐下来整理材料的时候，把那么多血泪斑斑的事实重温一遍，总觉得心情很压抑。有同学对我说：“你怎么老是皱着眉？”

　　阳光里，完成了任务的马秀谊成熟了很多，“十几天来，我们整个人都处在这种状态里，其实参加调查的每一个同学差不多都是这样。”

　　幸存者：150份“证言”一世悲伤

　　1937年冬天。日本鬼子进村前，12岁的刘正炳站在村口（今天南京浦口区冯樯村），看着村里青年男女四处跑反（意为逃难）。如果不走，男的会被认为是兵，女的则被强奸。这时上了年纪的老人留守在村里，日本鬼子寻不到花姑娘就把他们绑起来带到江边用机枪扫射。“日本人让蒙古人、朝鲜人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但他们最终也受日本人控制。”

　　同样一个冬日，现年78岁的俞仁江心有余悸。夜晚，当时家住南京市浦口区顶山镇石佛村楼庄11岁的俞仁江一觉醒来，周围已是一片火海———日军放火把全村的房子都烧掉。他和父母、兄妹，村子里20多人被日本兵围在一个房子里面。

　　“我的三叔，别人叫他俞老三，探头出去看看日本人是不是走了，结果被鬼子看见了，他们从门外往里面就是一枪，正好打在我三叔脸上，他半边脸的骨头都露出来了，死了！”见此状，俞仁江的父亲俞常朝当场就昏了过去。“幸好日军没发现我们的房子有后门，当他们准备放火把我们全烧死的时候，我们从后门逃走了。”

　　1938年春节，鬼子进村。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西葛村，11岁的张玉明惊恐万分地目睹了邻居赵国连的爷爷被活活烧死在房子里，从此他的记忆里，有了恐怖二字。

　　鬼子随意毒打乡亲，往人嘴巴里灌水，然后用脚踩在人的肚子上，就像踩气球一样，让村民内脏的水流出来，“他们甚至往盐里面投放毒（细菌），百姓吃了后就会打摆子（疟疾），脚会腐烂掉。”张玉明记得，一个日本兵到村里要花姑娘，被当地人从陈桥抓到纺桥杀了，还缴了鬼子的一把枪，鬼子得到消息后疯狂报复，把当地8个农民全抓到汤泉，杀死了7个，只留下了一个活口。

　　永宁镇侯冲村李长久四位最亲的人在鬼子占领期间就死了三个，至今他喃喃自语，无法从一世悲伤中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