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系列评论之一

　　从即日起，本报将与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共同推出“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北京1000名符合资助条件的失学农民工子女每人每学年将获得600元人民币的助学金。

　　其实，最近，不断传来关于农民工子女上学读书的好消息。比如北京市决定在公立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让农民工子女享有和北京市居民的子女同样的权利。

　　农民工子女上学读书难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这和农民工身份也只是中国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身份一样。这个特殊时期结束以后，在孩子们受教育这件事上，将只有公民一种身份；任何公民的子女，将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用怀疑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但在眼下，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为他们做些事情。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农民工子女上学读书难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既意味着我们社会公正的缺位，又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损失。用制度把人分成权利存在差异的不同群体，这在现代社会是不正常的，不用说，取消这种差异已经是非常急迫的事情。

　　现代国家应当把平等的教育条件一视同仁地提供给每一个公民，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

　　但是，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过程。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有了，一切过去的政策便有了取舍存废的准则。北京市政府又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做出了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公立学校的决定，解决问题的局面就此打开。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农民工家庭无力供养子女上公立学校，即使学校仅仅收取他们的学杂费，而免除其他成本收费。

　　在配套改革完成之前，中国社会仍会有强大的拉力，把农村劳动力拉向大型城市。农民工携儿带女居住在城市的简陋房屋，即使他们的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同学之间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也会损害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生活在城市里的家庭都需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底线，这个底线让他们能够保持一种基本的权利上的尊严。孩子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庭里，安定的家庭才会锻造出心理健全的下一代。

　　显然，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方向是明确的。经验证明，好的政策不是关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开放性的社会行动中碰撞出来的。有智慧的官员只是在这种碰撞中发现最有价值的行动方案。方向该由政府把握好，最基本的权利平等该由法律所固定，至于如何采用具体的行动方案实现这种权利平等，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政府应该和民间的力量联手探索。中国民间从来就不乏制度创新的理念和制度创新的行动者，此番由媒体和民间组织青少年基金会置身于救助农民工失学子女的行动，便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在我们身边，不该有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本报特约评论员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相关报道见A13-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