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体制改革当作革命的魄力

　　《南风窗》：按照以往逻辑，治理“文革”的混乱需要集中权力，而小平同志没有在集权方面走下去，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走了放权搞活的道路。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突破？

　　闫：这是根据对国情和实际情况的深入观察下的决心。1978年，我国只有15万个体户，当时每年要解决1000万人就业，还有几百万下乡知青要安置。单一公有制体制已不堪重负，可以说中央的决心也是给形势逼出来的。小平同志做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决策，推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后来他明确提出改革的关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而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要看三点：是否有利于国家保持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是否有利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在我接触的材料中，他1977年就提出必须要改革，在他的认识里，改革是革命性的，1984年10月10日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985年3月28日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认清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走改革道路。

　　《南风窗》：最初的改革也许主要目标是搞好生产，但对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小平同志当时有多少思想准备？

　　闫：对此小平同志看得非常清楚，他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早在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深刻透彻地剖析了“文革”历史错误的制度原因，这是一篇光辉的文献。他把改革矛头指向体制和制度问题，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篇报告深刻剖析了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提出了必须要党政分开，批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特别是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他批评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指出“必须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他还批评“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包括“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等不正之风。

　　是他提出了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坚持民主和法制的改革方向，小平同志的鲜明态度表明了我国新时期改革事业一开始就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1981年夏，邓小平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