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所建立的功勋是人所共知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二次革命，使中国由贫困落后逐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也是举世公认的。然而，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生产建设兵团事业和兵团人的关怀，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兵团时，邓小平同志是参与者；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兵团时，邓小平同志是决策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理论，加大对兵团的支持力度时，邓小平同志是有力的支持者。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促进边疆发展繁荣和保持边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决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早在1952年前后，就已经有大批驻疆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建设了一批国营农场和一批工厂，奠定了新疆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基础。1954年10月7日，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8月6日决定，在整编中将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领导机构划开，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六军的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和五军的大部合并，宣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1960年以前，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中苏关系恶化以后，1962年4月8日，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引发了伊犁、塔城6万余边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塔城县外逃人口达到该县人口的68％，霍城县边境3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多人，外逃后只剩下3000余人，裕民县牲畜损失31％，车辆损失70％，耕畜损失80％。这些地区的农村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机关陷入瘫痪。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62年6月，他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张仲瀚同志，指示兵团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值班连队，要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值班连队“上去了就不要下来”。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兵团直属单位抽调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0人组成工作队，奔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生产建设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11月，兵团党委向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建立边境农场的报告，11月28日自治区党委作了批复。兵团在伊犁、塔城、博乐、阿勒泰等地长达2019公里、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58个边境农场，筑起了一条被誉为生命界碑的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英明正确的。这些遵循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指示建立的兵团边境农场，在反侵略、反颠覆、反渗透等方面，在保障新疆的安定进而为全国提供一个和平的生活和建设环境方面，在发挥经济建设突击队作用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除了重视兵团的稳定作用外，邓小平同志对国营农场的经济发展也作过重要指示。1962年5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国营农场问题时指出：“国营农场的家当已经不小，就是没有管好，看来是个管理问题，要搞多种经营。农场是有优越性的，现在关键是如何发挥它的优越性。要总结经验。农场必须有几定，定员、定额和责任制、经济核算制，才算办企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兵团认真研究国营农场的特点，大搞多种经营，加强管理特别是加强财务管理，经济建设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到1966年，兵团事业达到全盛时期，当年工农业总产值9．77亿元，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25．2％，比1954年增长10．5倍，综合盈利1．13亿元，职工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正当兵团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动乱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急剧下降，财务亏损严重。据统计，1976年和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77万人，其中职工增加12万人，而同期耕地面积减少了52万亩，总产量由7．2亿公斤下降到5．25亿公斤，不仅粮油不能自给，反而吃掉国家的返销粮1695万公斤，财政上由1966年盈利1．13亿元下降为1976年亏损1. 96亿元。由于种种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于1975年1月联合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为此，中共中央于1975年3月25日下发(中发〔1975〕11号)文件，决定撤销兵团，改变体制，成立新疆农垦总局。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和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面对兵团撤销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兵团已成了加快新疆经济发展，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面临着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相当繁多，但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忘记兵团。1978年2月，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意见，指出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久、基础好，经济实力在自治区的比重近四分之一，而且处在反霸斗争的前哨。恢复兵团的体制，可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系统，有利于加快新疆生产建设的步伐，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的战略预备队的作用，但由于当时一些领导对生产建设兵团的认识不同，这一建议未能实现。邓小平同志知道王震同志熟悉新疆的情况，对兵团有深厚的感情，就指派王震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的身份，兼管新疆的工作。

　　王震同志不负邓小平同志的重托。1981年6月30日，王震同志结合新疆贯彻中央军委裁军决策的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同志致信，正式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7月1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紧接着，《新疆日报》发表农垦总局党委为纪念建党60周年撰写的专题文章《党的屯垦戍边方针的伟大胜利》，为恢复兵团进行舆论准备。

　　1981年8月，也是改革开放开始不久，77岁高龄但心系兵团的邓小平同志亲自偕王震、王任重等同志前来新疆视察。邓小平同志8月13日至14日先后视察了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农科院及石河子总场。在石河子总场，他十分认真听取了连队联产承包、科技种田和连队人员组成情况，还亲自到农田里，仔细询问和查看了刚刚推广的地膜棉的生长情况。许多见过邓小平同志的群众都清楚地记得，邓小平同志离开连队前，专门从面包车上走下来，向自动前来欢送他的连队职工挥手致意。在农八师农科所的试验田，他看到棉花长势茁壮，棉桃满枝，忙问：“产量达到多少?”农科所的同志回答说：“皮棉150公斤。”当邓小平同志听说地膜覆盖技术是王震同志引进的时，他满口称赞：“王胡子，你到新疆带了个好头。”邓小平同志还接见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石河子垦区团以上干部和老红军、劳动模范代表，他饱含深情地对军垦战士们说：“原生产兵团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不会忘记。”他还指出，“兵团事业要大发展，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要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在多方听取意见，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认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同志8月19日离开乌鲁木齐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在中南海一次重要的小型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

　　1981年10月11日，党中央决定调当时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回新疆工作，并要他很快到北京去。14日，王恩茂同志到了北京，19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新疆问题，形成了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同新疆领导同志谈话的要点。王恩茂同志离京赴新疆前到邓小平同志那里，邓小平同志作了5个方面的指示，其中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几次重要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随即组织起草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指出，从防御霸权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文明的新疆的战略考虑出发，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81年12月3日发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兵团各级党委和干部职工“总结历史经验，继承革命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从1983年起，兵团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初步搞活了兵团经济，到199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2．77亿元(1990年不变价格)，比1980年的30．78亿元增加6．26倍，企业综合盈利7339万元，比1981年利润翻两番(1980年兵团亏损)。兵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展，主要还是小平同志恢复兵团英明决策的结果。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1975年兵团撤销前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与1981年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恢复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明显的差异。为什么要这样恢复?邓小平同志视察新疆时作了解释，他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屯田，西域就安定，丝绸之路就畅通，新疆就统一在祖国大家庭中；废了屯田，西域就发生动乱，丝绸之路就不通，就会产生分裂。但是，如何屯田，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由于西域地处边疆，驻军少了稳定不住局势，驻军多了粮食和其他供给发生困难，于是有了屯田。汉唐时期主要是军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军屯和民屯并举，以军屯带动民屯。没有民屯，军屯会发生困难；没有军屯，民屯根本站不住脚。邓小平同志提出兵团实行“党政军结合”是正确借鉴历史经验在新形势下创造性的运用，也是对毛泽东屯垦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有人不理解这点，认为兵团仅仅是一个企业，任务纯粹是经济建设，这是忽略了兵团的性质和稳定的职能；也有人把兵团等同于军队，认为兵团主要任务是守边防边，这又会忽略了兵团经济建设的职能，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忽略经济建设职能，兵团是难以稳定和发展的。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今天对兵团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将国家对农场的“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改为财务包干制度；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全面推行各种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鼓励农工自筹资金，办开发性家庭农、林、牧、渔场；创立并发展庭院经济；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行企业承包经营等。兵团在改革中前进，但在发展中也遇到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1989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的崇高威望和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对兵团事业的关注，对中国的发展仍然产生着根本性影响。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先后到兵团视察工作，他们认为“如果体制问题解决好了，发展会更快一些”。针对当时兵团领导体制不顺，流通渠道不畅，经营机制不活等问题，1990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这对加强党和国家对兵团的领导，对于理顺上下关系、疏通业务，对兵团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三个队”、“四个力量”的作用都具有重大意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兵团的关怀，也是小平同志对兵团的关怀。

　　纵观兵团的历史，没有邓小平同志，兵团就不可能恢复；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兵团今天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思想留给了我们，他的伟大人格留给了我们，他的亲切教诲留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发挥兵团的规模优势、科技优势和政治优势，促进兵团经济快速增长，加速兵团的全面发展；我们一定要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搞好体制改革，同时完成好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们兵团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一起抓，努力提高兵团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们一定要发挥好兵团“三个队”和“四个力量”的作用，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将永远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以二次创业，再造辉煌的业绩告慰邓小平同志在天之灵。　　

　　《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