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胡　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以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引文只注页码）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些什么重要的新的思想呢？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初步的研讨。

　　邓小平的著作当然不是像通常的教科书那样，提出一般的定义，作出一般的解释。邓小平的目的不在于找出普遍适用的公式，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63页）

　　但是，我们又必须探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邓小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涉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长青的树，本来应该随着实践而发展，不断丰富起来。邓小平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下讲四个问题：一、发展生产力；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改革——解放生产力；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在1986年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第172页）这个论点他在1992年春到南方视察时的重要讲话中又加以展开。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373页）

　　邓小平一贯强调，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多年来他反复地讲这点。“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第63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116页）他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是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联系的。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谬论，邓小平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断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不只是为了驳斥“四人帮”，而且是针对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缺点而说的。他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第63页）因此，他又说：“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116页）

　　从我国历史中，还可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思想，有长久的、很深的影响。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也只能是在原有的低下的生产力的水平上，以实行平均主义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种平均主义也是一种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当然不是说只要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第123页）对于社会主义说来，公有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按劳分配制度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第111页）他又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第255页）

　　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公有制还是发展生产力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复是，只有以公有制为目的，才能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另一种答复是，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就要把这看作目的，而把公有制只看作一种手段。这样提问题和答复问题，我看都是不恰当的。如果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么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全社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够进入共产主义），邓小平以通俗的语言称之为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是目的，他曾多次说过。例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第110—111页）为了共同富裕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必须有公有制。如果放弃公有制，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将只是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将只是共同贫穷。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主张公有制。应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从来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联系的，屏弃公有制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几乎都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也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第63页）所以注重发展生产力，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邓小平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一种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第116页）这里说出了毛泽东和我们党过去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的原因。可以举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说过的许多话，表明他们是非常想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结果在实际上忽略或忽视了发展生产力。

　　要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这里有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而激发出来的广大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但是，它如果不通过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现代化生产力。所以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又说，应该把它看作第一生产力。政治对生产力的作用固然表现在鼓干劲上，但主要在于激发人们去努力掌握科学技术。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两者的关系，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这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优越的，那么它一经形成，就该维持不变，依靠它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必须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斯大林曾经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因而不发生改进生产关系的问题。毛泽东不大同意斯大林的僵化的想法，但他没有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时，至少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决策中，企图以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进生产力，而所谓先进就是指“又大又公”。但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先进，并不能真正起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建立以后，就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按劳分配制，虽然一般地说来是先进的，但公有制适用的范围多大，采取的具体的形式是什么等等，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改变其具体形式。各种具体形式是否适当，不能从又大又公的标准来判断，而要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总结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这是创造性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在农村体制开始改革的时候，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1980年有几个省已经开始实行把人民公社制度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收到了效果。但许多省份还没有这样做，或者刚刚开始进行这种改革。1980年5月底，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5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关系的进步。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提出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这样的原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些原理不只是适用于中国，可能带有普遍性，但邓小平不是一般性地提出这些原理，而是紧紧地联系中国的实际应用这些原理。他不但要求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而且还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点，当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会议前两个月，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第252页）

　　多年来，人们一般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短暂的过渡时期。这样，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把社会主义社会分成几个阶段。历史的实践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经过革命而产生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也还值得考虑。至于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很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必须从初级阶段走起。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的概念。

　　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曾经受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急性病的影响。虽然他们也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长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还提过社会主义会有发达的阶段和不发达的阶段的区别，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没有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的问题。邓小平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269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以过去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为鉴而提出来的。

　　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应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他在1979年谈到底子薄这一点时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整体上看，要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对于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过去毛泽东和同代的领导者们也是看到了的。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性，往往估计不足；而且有时他们甚至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评论1958年的“大跃进”说，那时人们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他还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见该书第720页）

　　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有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定是和社会主义的很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时候，不但谈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在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人看来，是荒谬的。的确，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一般地提出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应该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或者只能答复城市应该是中心。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到农村中，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一系列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第261页）这里所说的一成不变的框框，就包括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缚。邓小平敢于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同毛泽东敢于突破框框，找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样，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如果受框框的束缚，许多问题是难于作出判断的。1978年开始从人民公社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第367页）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来追问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成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会主义，还是家庭承包算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的确是很难回答的。历史经验证明，公社所有制（后来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看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味道很浓，但是并不能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展开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2页）后来他又反复讲这个思想。例如1984年2月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第52页）十几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提出这样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看，这个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国是如此之大，各地区又是千差万别，如果必须所有地区、所有人齐头并进，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义的贫穷之中。

　　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第110页）关于外国资金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第65页）按照这种观点，也根据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他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主张。他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第59页）“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第103页）

　　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上述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小平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他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第191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上讲的，只是对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由于他们总结了一代代先进人士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望中的合理成分，特别由于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是具有科学性的。但他们的设想只能是勾画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概的轮廓。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也还不可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比较系统的意见。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4页）如果搬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即使这种概念是完全正确的，来代替社会主义建设长过程的探索，可以肯定地说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走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是不能死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概念，把它当做我们当前的行动纲领。要善于根据国情，采取各种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办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我们按抽象的标准来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而吃的亏太多了。我们曾以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拒绝；又以为，只有按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就应该拒绝。曾经流行过的“兴无灭资”的口号，就是在这种精神下提出的。邓小平说：“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8页）

　　三、改革——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它一产生以后就是完全成熟的，十分完美的，不可能不在其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变化。这种情形和人类历史上已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形态是一样的。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制社会，都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阶级剥削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在感到自己统治的社会发生某些弊病，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若干方面实行某些改变，毅然采取行动，促成这种改变，这就叫做改革。在阶级剥削社会中，革命和改革的不同在于革命是由被统治阶级发动的，而改革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则其结果是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改革则一般是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变革（由于改革而导致社会形态的变革，例如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有过的。这是因为前后两种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毕竟都是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在美国经历从1929年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时，其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改革。罗斯福的“新政”在开始实行时，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注意。当时对它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甚至认为罗斯福是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罗斯福所实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确实使资本主义还没有用完的生命力渡过危机而发挥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以后的三四百年间，在各个国家中经历过大小程度不同的多次自我改革。这段历史是很值得回顾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表明，人们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觉性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高度自觉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表现为人们能够大致了解新社会发展的方向，至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人们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因此人们不可能像依据一个完美无缺的蓝图那样，一下子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的大厦来。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存在的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可能不和其他社会一样，因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也可能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更加复杂。历史经验证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建设者的认识错误需要纠正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能及时地实行改革，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也可能失败。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改革，是针对从50年代后期起的20多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来的。这20多年的经验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对此应该做怎样的改革，是同从20年代后期起的60多年间以苏联为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的。在上述历史时期内，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

　　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他有关的体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概括起来可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国家负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担子，又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抑。

　　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来直接应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种改造。

　　这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认识。按照这种模式，社会生产力虽然也会有一些发展，但发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显地表现为停滞。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搬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曾对苏联的模式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实行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能在实践中推进改革，或者还因为未找到正确的改革途径而犯了另外性质的错误。

　　邓小平在1988年明确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第261页）在前一年他还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第237页）接着他还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第237页）“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自己独创的，用这种错误的实践当然不足以抵制不适用的别国模式。而且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独创的错误中，也表现出上述的两个基本错误。

　　由于套用别国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邓小平概括地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第237页）邓小平的改革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相对比，其特点可以表述如下：

　　邓小平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第142页）这就是一方面说，改革即使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待于不断完善的。这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生成就已经尽善尽美，或至多只要小修小补的传统观点当然是互相对立的。

　　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首先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第141页）他还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和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那样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以下我们特别讲一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须否定，是因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中解放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是否还会发生需要解放生产力的情况呢？是否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对这问题，很长时期中，国际间人们的答复是否定的。虽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发展迟缓，徘徊不前的状态。

　　在过去的年代里，对上述问题企图作出与众不同的答复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前进，因而感到还有某些障碍需要扫除，他又对照抄苏联的模式感到不满，要求另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虽然他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的总结，但是他的以上这些想法显然是有合理的因素的。他后来仍然未能找到正确道路，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或者说所受到的束缚在哪里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他认为，人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一提法虽然不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就要继续不断地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虽然还要进行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的倾向，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还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

　　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解放生产力所解决的任务的不同。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第370页）

　　现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与各种僵化观念相联系着的经济体制，即过分依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这个任务当然不能靠继续进行所谓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能解决向世界各国学习有用的东西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和对外封闭相联系的。邓小平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第64页）“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第266页）他还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第149页）敢于吸收资本主义中的有用的方法，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邓小平在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也强调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样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第135页）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造成很深的积习，无论是在实践上和观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当前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质。

　　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第82页）他又说：“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第113页）很明显地这是说，改革虽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延伸和继续过去已经进行并取得胜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冲破国家高度集中，企图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的束缚。邓小平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第148页）

　　我们过去总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那种计划经济，也必须实行那种计划经济。这是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误解相关联的。这种误解就是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既然能够有高度的自觉性，那就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应该如何正确进行的细节，并把它反映在计划中。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人的高度自觉性主要表现为，在宏观上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微观上预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这样的计划，并赋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这就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切地方、一切社会集体、一切企业、一切经济和生产的单位，乃至一切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个人，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而行动的情况下，就只有国家中央的一个积极性，其他一切积极性都被扼杀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被扼杀了。这很明显地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反的。

　　邓小平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第224页）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第135页）

　　毛泽东在1956年也看出苏联计划经济的缺点和错误，他当时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这一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呢？在后来的实践和理论中，毛泽东越来越走到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方针。这样就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造成严重恶果的方法。接受这一类教训，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时，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0页）

　　能够纠正计划经济的缺点的经济方法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不可能是人们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探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引者）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第16—17页）这段话里对计划经济采取分析态度，不是一笔抹煞，在指出它有某些优点的同时，从根本上指出它的缺点是经济搞得不活，即各种社会积极性被压抑。这个谈话是邓小平的文集中最早把市场问题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把经济搞得不活和市场运用得不好联系起来的文章之一。

　　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而且西方的资产阶级舆论界、学术界也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实行在国家计划支配下的产品经济，被认为是为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必须采取的办法。

　　商品和市场在人类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但使商品覆盖到全社会，形成市场经济，以至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时期。笼罩全社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切机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要在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生产技术、大生产制度，也不能不包括随大生产制度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一直拒绝市场经济，因此就造成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它必然同私有化相伴随的误解。还形成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间只能择其一的看法。

　　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传统观点，总的说来，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把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设想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交换以外，主要还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原故。这些主要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在革命以后，依靠革命所燃起来的群众热情，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统一调动，统一安排，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也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所以计划经济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燃起的热情如果不添上新的柴火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情况也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日益复杂而发生变化，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我国从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20多年间，基本上是抱着排斥市场经济的观点实行计划经济的。但事实证明，商品生产和市场是不能废除的。这20多年的经验又表明，在承认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曾极力想缩小商品生产的范围，例如，企图使农村人民公社变成自给自足的单位，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又例如，企图把工资制度改变为供给制度。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是意味着倒退。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时期中，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中都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不断地缩小国家计划，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作用的范围。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社会积极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能够起基础作用也日益明显起来，总之，在计划经济下所没有能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能实现了。固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不免发生许多困难，但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并不因为建立市场经济而搞什么私有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说明，国家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用宏观调控来补救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缺点和弱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更能够办好那些必须集中国家力量来办的事。

　　邓小平同志根据所有这些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第148页）“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第203页）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分别在1985年和1987年说的。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373页）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1994年3—4月作）

　　《人民日报》1994年6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