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市的关怀和激励

　　中共北京市委

　　邓小平同志1952年调中央后，长期工作、生活在北京。在处理党和国家繁忙公务的同时，曾多次深入北京市的工厂、农村、学校和科研单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对北京市的各项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谆谆教诲。全市人民衷心敬爱他，永远怀念他。　　

　　发展工业要多动脑筋不断创新

　　小平同志一直关注北京市的工业发展，曾亲自到一些工厂视察，并作过一些重要指示，指导了北京市工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飞跃发展。1958年6月20日，他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在中南海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生产的井冈山牌小轿车、北京兴平机械厂生产的巨龙牌拖拉机和北京农业机械厂生产的红旗牌万能底盘拖拉机。1962年3月，他又在中南海观看了北京摩托车制造厂生产的BM020型货运三轮摩托车和长城牌604型两轮摩托车。

　　1957年，北京市在纺织工业部直接领导下，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年产380吨锦纶抽丝设备，建成了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1960年2月，小平同志到这个厂视察，要求工厂对这项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新型原料的生产抓紧进行，指示：“要在国庆节前，把样板车间建成投产。”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立即派人到该厂主持施工现场会，经过职工120天的奋战。到9月10日，该厂锦纶丝样板车间试车，向国庆献礼，也填补了国家空白。

　　小平同志很关心工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960年，市委组织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和部分清华大学师生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数控机床的研制工作。“数控”是一门50年代末期兴起的新技术，西方发达国家当时也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对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战干劲十足。在单机试切削成功后，接着又进行四台单机的联动调试。在调试这一天，邓小平、彭真、刘仁等同志笑声朗朗地到车间视察。他们站在机床尾部，仔细地观看了工人的操作。小平同志还笑容可掬地向工人点头招手，表示了他对这项新创造成功的赞赏。同年，4月至5月，北京第一机床厂在总结铣床产品生产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搞了一个题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展览。当时展出的产品有十几台机床组成的专用自动生产线，可同时加工几个零件的组合机床，导轨磨及三坐标数控立铣等。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看后觉得不错，专门把小平同志请来观看展览。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感兴趣，连续来看了4次，还约了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工厂干过钳工，有过当工人的经历，对工厂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工厂使用什么设备、工人使用什么劳动工具生产分外关心。对展览看得很仔细，并不时地问，这个设备怎么用，那个设备怎么用?特别是看到钳工的工具，他能说得出什么样的工具好使。他对厂长说，要让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多动脑筋，提高生产效率，你们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想，不断创新。当时该厂与清华大学合作，生产三坐标立铣，这种铣床在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能生产。小平看到三坐标立铣后非常兴奋，对该厂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他说，工业不发展，我们忙不是白忙吗?看到你们的工厂能管理成这样，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他还充分肯定工厂与科研单位、院校联合搞新产品设计开发制造的做法。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做法告诉别的厂子，让他们也去这样做，北京有这个条件嘛。

　　196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北京电子管厂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的报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并要“全国所有现代化的大企业都要认真地学习这个厂发动群众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既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又要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同年秋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和卓琳同志等来到电子管厂视察。厂长周凤鸣在陪同他们视察生产车间时，汇报说，这个由苏联设计的现代化大工厂，1956年开工，1957年便能成批生产。但是生产绝大部分原材料依靠进口，不但价格很贵，而且数量上也不能满足，到货时间也没有保证。结果，全厂党员干部职工自力更生搞试制、代用，并在全国找资源、搞协作，使93％以上的关键材料在国内和本厂解决，成本不断降低。1959年底利润加税收达到1.68亿元，原设计能力年产电子管1200万支，品种18个，都是大路货，1959年生产了2200多万支，现在品种达到158种，其中有半导体、超小型的尖端产品，全厂正为今年达到“一厂变三厂”的指标而奋斗。小平同志听完上述情况汇报很满意，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他又对工厂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生产的半导体每个30元，比上海生产的价钱高，厂里要进行研究，如何降低成本，产品才有销路。该厂在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当年基本上实现了产量产值和利润“一厂变三厂”的目标。半导体的成本也有所下降。

　　1979年8月30日，小平同志视察北京西郊用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建造的4座框架轻板试验性建筑。他说：要尽快把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工厂办起来，要大批量生产，厂子不要太大，要搞专业化生产，要讲究质量，要降低造价。　　

　　地铁站要朴素大方、坚固适用

　　小平同志对北京城市建设特别重视，他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经常想到市政设施、群众住行、城市环境是否舒适、方便、合理等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今日北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早在50年代，北京就酝酿筹建地下铁道。1956年8月18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专题报告。同年9月3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批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同意暂由北京市委负责。”小平同志的批示，及时解决了筹建北京地铁的组织领导和干部准备等关键问题。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邓小平同志和朱德、彭真、李先念、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典礼，并挥锹动土，为北京地铁建设奠基。同时，他们还视察了地铁建设工地和生活区，并与参加地铁建设施工的干部、工人和铁道兵指战员亲切交谈。小平同志对地铁建设设计、施工还作了重要的具体的指示：车站要朴素大方、坚固适用、不要豪华。为体现小平同志这一指示，地铁车站装修主要运用吊顶、灯具形式的多样化、变换柱形和饰面的材料、颜色及重点装饰等艺术处理手法，以达到朴素大方又具有我国建筑风格的效果。

　　1969年10月，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建成，1971年1月15日开始试运营。1974年6月，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第二次亲临地铁一期工程考察，乘坐了一线地铁列车。当听到地铁车辆、设备不是标准产品、质量不过关时，他当即指示：要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根据这个意见，地铁领导机关认真抓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全面整治设备的工作，迅速改变车辆、设备落后的面貌，基本上满足了运营的需要。

　　北京地铁二期工程于80年代进行施工期间，由于工程设备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积水潭变电站于1983年9月19日发生了事故，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同年10月14日，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受小平同志的委托，责成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等10个部委和上海、辽宁等15个省市的130多个厂家，对二期工程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改造。该工程于1984年9片19日举行了试运营通车典礼，沿建国门、东直门、西直门、复兴门站以“马蹄型”方式试运营。

　　1984年10月5日晚，邓小平同志在李锡铭同志陪同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地来到地铁复兴门站，视察了北京地铁二期工程。他高兴地乘坐了环线地铁列车，并询问地铁客车的造价性能，当听到北京地铁列车采用国产化并具备自己维修制造能力时，他高兴地连声说：坐中国车好，坐中国车好。

　　1987年12月27日，地铁环线的收尾工程全部完成，并实现了一线、环线两条线路独立运行。其后，在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北京地铁不断加快集资建设，转换运营管理方式，完成了工作重点由战备型向运营管理型的转变，成为首都地下交通动脉，这条交通大动脉以42公里的运营线路分流了北京市内15％的客运量。

　　小平同志对北京地铁的具体关怀和指示，在地铁新老职工中传颂，并成为鼓舞北京地铁建设管理者的巨大精神力量，也使北京人民铭记在心。　　

　　建住宅楼要考虑住户的方便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同志来到了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工地视察。人们纷纷涌上前来与他握手问好，他也连连说：“同志们，辛苦了!”

　　当时已经74岁的小平同志，以敏捷稳健的步子，一步步登上楼梯。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健康体魄感到高兴。他拾级登上第三楼层，在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先看了一个两居室，又看了一个三居室单元房。他环顾四白落地的一间起居室，问随行的市建委主任赵鹏飞：“房间有多大?”赵回答说：“两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中间12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邓小平同志说：“小了点儿。”小平同志指了指天花板问：“房间有多高?”赵答道：“层高2．9米，净高2．7米。”小平同志又问：“前三门大街都是几层楼?”赵回答说：“塔楼高12层，板楼高8至9层。”接着，邓小平同志又问到楼房抗震系数，赵鹏飞和宋汝棼两位市建委领导介绍说，前三门大街的住宅楼动工时赶上了唐山地震，在后来的设计上考虑到了按地震烈度8度设防。邓小平同志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还仔细地看了钢门窗、阳台，并推门看了厨房和卫生间。

　　视察完宣武门东大街16号楼，小平同志乘车驶向宣武门西大街新华社对面的4号板楼。他登上中单元二层，仔细观看了住房。从房间里出来后，用商量的口气提出：“层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他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是在视察了京、津、唐三市不同类型的住宅楼后，经过深思熟虑向建筑界专家们提出来商榷的。他用平实的话语向建筑师们揭示了一条不增加投资却能扩大面积的新思路。不久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就设计了一套新的住宅标准图，室内高保持为2．53米。但在其他方面同传统标准的住宅设计相比是：每户增加了1．5平方米；卫生间面积也有所增加，里面除了恭桶外，又增加了洗手盆和小澡盆；厨房内又配备了一个碗柜和一个吊橱；而每户的预算总造价反而便宜了77元，而且每户都有过堂风。

　　邓小平同志无论是视察北京前三门大街居民住宅，还是视察唐山、天津、上海等地的居民住宅，都以对人民群众的关切，善意而切实地对新建住宅提出了改进意见。他提出：今后修建住宅楼时，设计力求布局合理，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到住户的方便；当人们对“洗澡难”深以为憾时，他提出，要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让居民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当人们为摆脱“一间屋子半间炕”、“老少三代同一室”的窘境，而对乔迁新居有点饥不择食时，他提出，要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室内外装修的美观；当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仍心有余悸时，他又提出，要多采用轻质建筑材料，冲破我国“秦砖汉瓦”、“肥梁胖柱”式的传统建材格局；他还多次讲，要降低房屋造价，要为今后的住宅商品化打通道路，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小平同志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处处为人民着想，一砖一瓦、一屋一楼都体现着他对人民的关切之情。

　　中国月亮也是圆的

　　1990年9月，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召开。此前，为了迎接盛会的到来，全国和北京掀起的“亚运热”，也牵动着邓小平同志的心。7月3日上午，86岁高龄的他，在北京市有关领导陪同下，视察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就是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小平同志对在场的伍绍祖、张百发同志说：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月亮也是圆的，而且圆得更好一点。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应该让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来看看。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资本主义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1959年，我们能搞十大建筑，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搞十大建筑，没有社会主义，行吗?人民大会堂是为庆祝建国10周年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那一年搞了10个，最大的是人民大会堂。其后，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登上京广大厦第40层楼，俯瞰京城壮丽景色。近处，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为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精心装点打扮；远处，崭新的亚运村建筑群拔地而起，形成一座洁白的体育新城。望着这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邓小平同志满意地笑了。他连声称赞：北京建设得好，亚运会建筑搞得好!当他听说北京市政府将采取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相结合的方针，争取在10年内把北京破旧危房基本改造完时，再次点头表示满意。临行前，邓小平同志高兴地对张百发等同志说：北京建设得这么好，我要多看几个地方，看了高兴。　　

　　北京大变样了

　　1993年10月31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一行在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轻车简从地巡视了北京市容和道路。

　　同车的医生要求，活动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因此巡视路线确定以看新落成的道路为主，先经长安街看市区，再上东南三环快速路、四元立交桥和首都机场高速路。

　　小平同志退休以后，在北京巡视，不止一次地让张百发同志为他当向导。他说过：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要过多地惊动部长、市长。这天他一见到张百发同志，就高兴地打招呼：“队长!队长!”

　　小平同志坐在车里，兴致勃勃，窗外掠过的每一幢高大建筑物，他都要问问是什么楼。他感慨地说，北京大变样了，我都不认得了。但是当车子驶近京广大厦时，他认出了这座全城最高的建筑物。他说：3年前，我来过这里。

　　车子驶上平展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在通过一排民族风格牌楼式的收费站时，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问张百发同志：“收多少钱?”张百发同志说：“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交20元。”邓榕同志风趣地伸手向父亲要钱。小平同志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也风趣地回答：“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时时关心着中国老百姓何时过上小康生活。他指着高速路问：“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张百发同志说：“已经超过了。”小平同志欣慰地点点头，然后扯一扯自己身上穿的烟色水洗绸夹克衫，幽默地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张百发同志笑着回答：“您这件是名牌，也超过了。”

　　在车上，邓小平同志向张百发同志提起了奥运会。张百发同志向小平同志简要地介绍了最后投票的情况。当讲到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反对时，小平同志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车子在四元桥上稍事停留，按原计划，小平同志要下车走走，因为出来的时间已1小时15分钟，超过了预定时间，被医生劝阻。小平同志毫无倦意，坐在车上继续听张百发同志介绍着四元是指什么、亚运村在哪个方向……

　　分手时，小平同志说：“我总想出来走走，逛逛公园和商店，可是他们不让。”他指指警卫和医生。张百发同志向他建议，明年春暖花开时请老人家去看看世界公园和建设中的北京西站。并兴奋地介绍说：西客站是京九铁路的起点。1996年这条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1997年到香港看看的愿望。小平同志连连点头说：“好!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倾注的深情，对北京城市建设的厚爱，真是溢于言表。令人永远难忘。　　

　　克服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

　　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关切，1961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为此，小平同志于4月7日至21日和彭真同志来到京郊顺义、怀柔农村调查。

　　小平同志和随行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卓琳同志等，以蹲点、座谈、访问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一些干部群众曾对一平二调等问题提出过批评，但在反右倾斗争中，却被当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受到批判，吞吞吐吐不敢直言。小平同志坦诚地说：“一平二调”搞的大家都没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责任制。现在包产过大的单位应当适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你瞒不过我，我也瞒不过你，包产指标就容易落实了，要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谈到要克服分配中平均主义时，小平同志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计、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还是初级社时的老办法。比如二等劳力干一等劳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对执行按劳分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小平同志又指出：现在农民脑子里想的是多产多吃，但是生产下降了，吃不到300斤口粮，就不能吃300斤。小灾少吃点，中灾再少吃点，大灾更要少吃。自然灾害是这样，人为灾害更应该是这样。即便某个承包单位减产很多，确需调剂口粮，也只能补够最低标准(保命数)。总之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的积极性。同时，小平同志又特别指出：集体对五保户要照顾，对困难户要给予补助。

　　上辇村在粮食分配时采取40％卖给国家，剩余60％的一半按工分分配，一半的20％作为大队机动粮，10％按人头分，10％奖励给劳动好的社员。同时，小队开荒“十边地”的粮食归小队积累，拿出一部分按工分分配，得到社员一致拥护，粮食单产1959年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小平同志得知后很是赞赏。他说：上辇村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很有道理，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应该是这样，定好超产部分，几成卖给国家，多为国家做点贡献，而且群众心中也有了底，生产积极性就会高，生产就能搞上去。县委要搞几个这样的好典型，总结推广下去。后来，上辇村经验经过县委特别是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指示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分配办法推广后，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上辇村发展得更快，成为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1958年“大跃进”时，兴起的公共食堂是浮夸风的产物，是“共产风”、“平调风”的表现，也是人民公社初期的一个突出问题。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生活，违背了社会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群众心里很不满。由于它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体现，谁也不敢碰。

　　4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北小营召开的由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拼凑公共食堂也不错的理由。小平同志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在公社书记座谈会上，当听到公共食堂存在着占用人员多等的问题时说：把原粮加工成熟食，增加成本50％多，这样贵，群众当然不会赞成。一个50户左右的食堂，占用十几个劳动力太多了，食堂人员超过吃饭劳力的10％就不合算，粮食加工应该做到半机械化，这样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节省劳力。食堂要种好菜，养好猪，搞好家底。听到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吃饭时，小平同志说：这样也可以，农闲时回家自己吃饭，还可以解决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当他了解到木林公社上辇村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他还特意对县委领导同志讲，关于这个问题《六十条分写的很灵活，从办到不办，形式是允许多样的。

　　邓小平同志在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小平同志的指示像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食堂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家庭副业不能丢发展养猪很重要

　　小平同志在顺义考察城镇集市和庙会中，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当他了解到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后，心情特别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领导同志说：你们要把手工业及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增加市场上买卖的品种和数量，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增加农民收入。在供销社干部的座谈会上他又具体地讲道：先把有劳力、有原料、社员生活和生产急需的苇编、柳编、荆编、烧石灰、打木具的传统手工业发展起来。

　　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地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在顺义视察结束的会上，小平、彭真同志找县里的领导谈话。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北京市生猪饲养量下降和市场猪肉短缺的情况，再次提出：你们要大力发展养猪，北京市要尽快做到每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头肥猪。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市、县都一直把养猪生产列入重点。当年全市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加强保养措施；1962年又制定了养猪奖励和收购肥猪的购留比例，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使养猪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市养猪存栏77．5万头、收购生猪22．7万头，分别比1961年末的存栏60万头、收购9．3万头增长28％和143％。1965年养猪存栏又达到145万头、收购生猪达到93．4万头，接近了100万头的指标。此后，尽管是在“文革”中，小平同志的指示也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着。仅顺义县1976、1977年养猪达64万头，年交售商品猪28万头。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养猪先进县”。1996年，交售商品猪96．7万头。

　　小平、彭真同志这次顺义、怀柔的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农村实际和农民真实愿望的第一手材料。他们于5月10日联名向毛主席写信，报告了食堂问题在北京郊区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意见很不一致。北京市各县、区向群众宣布3条：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结果远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散了等情况。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曾于8月3日在国防工业企业会议、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30日和李先念同志与农林部领导谈话时，三次讲了养猪养鸡问题，并把这件事提到改善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他说：“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

　　他在与农林部的领导同志谈话时，更明确更具体地说：要把猪养起来，拿出5亿斤粮食给15个城市养猪。养猪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发展集体养猪。办猪场，要有兽医。“老九”还要回来。要提倡集体养，但不要限制私养，限养、禁养都是糊涂政策。猪、禽、蛋都要搞些基地，有条件的要搞机械化。大都市都来开个会。农林部随即派畜牧局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市向市机械化养鸡场养猪场工程指挥部传达了上述精神，指挥部负责同志也迅速向市革委会分管财贸和农业工作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引起市委高度重视。1975年下半年，市委决定加紧兴建20万只规模的红星养鸡场、2万只规模的北京白鸡原种鸡场和4万只规模的父母代种鸡场，以及1万头规模的实验猪场。经过20多年的努力，1996年末北京市的生猪存栏240万头，出栏肥猪355.3万头；肉鸡产量936万只、产蛋鸡2329万只，产蛋24.7万吨，鸭143．8万只，鸡鸭年末存栏3410.2万只。基本满足了市场消费者的需要。　　

　　山区要发展林木果树

　　1961年5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彭真、刘仁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密云县，对如何发展山区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他和市县的领导同志谈发展核桃、栗子时，提出了怎样迅速地把林木果树发展起来的问题。当县里的同志回答：种核桃15年结果，一棵好树能产30斤后，小平同志说：每人种5棵，搞到10棵。为了调动积极性，可以四级所有，国家、大队、小队、个人也分一块山，不出租，不纳税，永远归他个人所有，发展林木。你们这个县就是靠山吃饭，凡是有山的地方都要搞好，核桃栗子种多少，要作出规划。有了自留地也有自留山，花椒要多种一些，在太行山种的就很多。他还指示：果树要管理。都绿化后，气候就变了。“密云不雨”，以后都种上树就好了。随后，小平同志又问：对果树的管理政策怎么样?有人回答：除屋前屋后零星果树外，都由核算单位集体经营，大片木材林国有。小平同志说：果产不必都购上来，哪些归小队、大队，哪些归县管，分分级，归社员个人一些，四级所有怎么样?对密云山区的原始森林，要专门组织国营林场，生产、间伐，就地搞加工厂。北京搞个勘察队去勘察一下，除伐以外，要扩大，多植些树。还要搞点儿用材林。水库四周的山上就要栽树。对种树搞得好的，要奖励他。

　　关于密云水库的库容、蓄水量、放水量，小平同志也一一仔细询问，然后指出：水库这么大，要发展养鱼业。对密云水浇地多少，最高可达多少，能不能用提水方法浇山地等问题，他说：有水才能多打粮，反正每人几年后要有千斤粮。你们要特别注意在平原地区搞好高产。见到有人在山坡烧荒，他又提醒大家说：要注意水土保持，开荒得有个政策，不要烧山。

　　在小平同志视察的当天，密云县委就召开常委会，传达小平同志指示，讨论贯彻落实措施。他们修订原有规划，首先在全县开展兴修水利和绿化植树造林工作，由县委常委、县长等分片包干。对平原地区的旱地，通过平整土地，改善排灌，当年就全部浇上了水；在北部山区则劈山开渠，修建小型水库并利用坑洼地造蓄水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修建密云水库占了县里16.7万亩好地，许多果树被淹，广大农民对植树绿化非常积极，加上政策措施好，很快在水库四周专植核桃、板栗、苹果、梨等果树。经过多年的努力，1996年干鲜果品产量由1961年的3750吨提高到6万吨，核桃、栗子产量、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　　

　　集体化集约化是农业发展的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十分关注，对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他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0年5月，他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我们总的方向。“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990年3月，他在关于《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精神，北京市郊区农村从实际出发，在部分平原地区实行了适度规模经营。但在进行过程中，曾出现不同看法。1992年7月，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未定稿时，又一次强调说：农村现在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农村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还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风”。如果条件成熟，农民自愿，不要阻碍。北京郊区搞了适度规模经营，我看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来说，科技越发展，管理能力越提高，又是一个飞跃。小平同志肯定北京郊区的适度规模经营，给北京市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农业发展总趋势的认识，使他们更加清醒、自觉地落实小平同志关于“两个飞跃”的指示。此后，京郊大部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对部分条件确实成熟、农民群众又自觉自愿的地方，加强领导，继续完善、发展、提高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发挥现代化生产条件优势，适应专业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需要，并通过生产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用规模效益弥补京郊农村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高等不足的问题。　　

　　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教育事业，他从经济、科技和教育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导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争取为国家多培养合格的人才。他对北京的教育事业和工作，也做过许多重要指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关心青年教师、学生的健康成长，多次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做到又红又专。1957年1月12日，小平同志亲自到清华大学为上万名师生作形势报告。开始，他诙谐幽默地说：“过去，我们部队中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说‘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简短风趣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与师生们的距离。接着，他的话题紧扣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到社会主义发展，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侃侃而谈，鞭辟入里。针对50年代中期国际上掀起的反共浪潮，针对青年学生关于“马列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等思想困惑，小平同志说，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百岁出头，俄国革命才40年，也就是40岁，东欧才11岁，我国才7岁，年轻得很嘛!正因为我们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是完善的，我们要坚持那些对的，纠正那些错的，补充那些不够的。他谈锋一转说，究竟我们的制度好不好呢?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标准，主要是看生产力是不是向前发展，发展得快还是慢。我们的生产力是发展了，证明了我们的制度是合适的，尽管它还有缺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出多少乱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总会逐渐巩固，我们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会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就大学生们关心的民主问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问题以及怎样对待群众的一些个人要求问题等，发表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他殷切寄语清华学子：“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后代的幸福，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远一些，学革命先辈，学过去的青年，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建设社会主义。”小平同志一口气讲了5个多小时，会场上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场报告不仅给清华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在不久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干部亲自做大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现已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领导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清华的工作，突出的有教师问题，学生问题，房子问题。更大的问题，还是思想教育问题。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

　　1980年3月12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肯定了清华大学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他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小平同志一再阐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他反复强调的“又红又专”，应当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和当代青年永远坚持的座右铭。　　

　　无微不至关注学校建设

　　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曾多次到北京的学校考察，给予支持和鼓励。

　　1957年5月5日，小平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与彭真副委员长、教育部长杨秀峰等陪同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参观北京大学。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小平同志观赏着美丽如画的校园，目睹着充满青春活力的莘莘学子，欣慰地笑了。1964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在北大进行试点，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思想混乱。1965年3月3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北大的“社教”做了重要指示，指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北大“社教”有错误：一、没有实行三结合；二、开始就当作烂掉的单位搞夺权；三、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当时，他的这一指示改变了北大的混乱状况，使学校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小平同志对北大的关怀，大到学校整体的发展蓝图，小到具体的食堂问题，都曾过问关心过。更让北大师生难以忘怀的是，1978年初，小平同志为北大新图书馆亲笔题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7个遒劲的大字。1987年10月15日，小平同志为庆祝北大成立90周年编写的《今日北大》一书题写了书名。北大方正集团是迄今为止全国高校最大的高科技产业，“方正”的今天，也与小平同志的关怀密不可分。1980年夏，北大负责的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不久，主要研制者以北京大学名义起草了一封信，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请求给予支持。1980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在信上亲笔写下了“应加支持”4个字并签名。这一批示由方毅同志带到北大并发给各部委，后来这一项目相继得到计委、经委的经费资助，得以转化成商品并实现产业化。

　　小平同志对其他学校同样关心。1983年4月1日，他为北京育才学校45周年校庆题词：“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1986年7月9日，又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题写了院名。

　　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196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和彭真、贺龙、陈毅、董必武、李富春等同志来到景山公园，参加少年儿童游园联欢会。他们在孩子们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文艺演出。1985年12月北京少年宫建宫30周年前夕，小平同志又愉快地为其题写了“北京少年宫”宫名。这不平常的墨宝是他对校外教育的极大鼓励。　　

　　对“两个估计”要澄清是非

　　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而这项工作首先就是从北京的教育战线入手的。一开始，他就指示有关部门依法惩处了北大的聂元梓等一批“四人帮”的余孽。1977年底，小平同志亲自点名要曾任贵州省省委书记的周林北上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此后的三四个月里，他多次在自己家中召见周林等同志，讨论北大在拨乱反正、教学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强调要立即停止“文革”中的做法，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并同意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长。为了给受到迫害的干部、教师平反，他亲自批示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平反、为原北大校长马寅初平反并安排其为人大常委和北大名誉校长。还为其他受迫害的干部教师平了反。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北京乃至全国高校的拨乱反正。

　　1978年5月31日，小平同志接见周林、周培源等北大校领导同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搞好北大，根本的问题是“两个估计”(即错误地认为“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搞清楚，要依靠北大原有的干部力量，要澄清是非，团结多数，调动积极性。他还指出要简化学校机构，组织上也要搞经济核算，要研究机构怎样才更合理、更灵便，真正有利于“一教二学”。

　　北大力学系、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曾于1969年被迁往陕西省汉中，成立了北大汉中分校，由于条件所限，教学科研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文革”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的变化，核能研究转向民用。为了学校今后的发展，北大党委要求将这3个系迁回北京。小平同志看了请示报告很快批复：赞成。就这样，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3个系于1979年迁回北京，教学科研迅速得到发展。1978年，在小平同志关怀下，北京农业大学也从河北迂回北京。　　

　　教育要抓重点，要坚持“三个面向”

　　景山学校是党中央为了搞教改试验而成立的学校，几十年来，小平同志一直关怀它的成长。早在60年代初期，每年六一儿童节他都要在景山公园接见景山学校的少先队员，了解学校的教改情况，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好好搞教改。就是在“文革”时期，他也仍在为振兴中华教育事业而操心，念念不忘支持景山学校搞教改试验，多次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鼓励大家要坚定不移搞教改。

　　“文革”结束后，景山学校教师听到小平同志提出推翻“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砸碎“四人帮”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的指示后，非常兴奋。他们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坚决拥护您推翻两个基本估计，我们感到解放了，真正地解放了!”小平同志立即委托中央军委办公厅给他们回信，勉励他们坚持教学改革，并指示：“要长志气，要把世界的先进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景山学校的教学改革，他自豪地说：“中国的孩子并不比外国的孩子笨。中国孩子很聪明。像北京景山学校搞了许多试验，识字很快，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学到几何、代数的知识。”

　　1983年9月的一天，景山学校以全体师生员工名义给小平同志写信，在感谢他关心学校的同时，请他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作指示。第二天，他就为景山学校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书赠景山学校，一九八三年国庆节。”“三个面向”的指示，富于时代特征、具有现实意义，是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精髓，它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它将永远铭刻在广大师生的心中。

　　1977年7月29日，小平同志曾对方毅、刘西尧同志明确提出恢复清华、北大的问题。他说：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计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重点学校教育部要抓，不能把一切都推给下面。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可以分配去搞科研，大学自己也要留点人做师资。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等同志，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在谈到整顿学校布局时，小平同志说：教育就是要抓重点。普及要搞，但限于国家财力，钱要首先花在重点上。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学校的装备引进也要抓重点。重点学校的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将来要扩大一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绝不算多。将来清华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两三千。不搞好大学，就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小平同志强调：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此外，小平同志还责成有关部门解决从四川绵阳迁回无线电系、在昌平办好核能研究所等实际问题。

　　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在教育发展和经费投入的安排方面，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小平同志对教师格外厚爱。他大力呼吁要造成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空气，切实为教师队伍建设办实事。“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他批准创建学位制度，坚决恢复和实行了大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率先提出对特别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他说：清华建筑系很有名，建筑怎么搞得省，搞得快?很值得研究。清华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得过分，言过其实。对中年教师任务重、工资低、房子小、身体弱的问题，小平同志说：教育部的报告中有一段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应当帮助这批骨干教师解决困难，要注意他们的物质保证。包括尽快调整职称，经过考核，合乎讲师的就作讲师，合乎副教授的就作副教授，待遇也要相应提高。应给任务重、困难多的中年骨干教师提工资。1979年，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景山学校的马淑珍同志等3名小学教师为特级教师，揭开了尊师重教的新篇章。1980年春节，大年初三的晚上，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切接见了北京市评出的特级教师、全国劳模、原北京实验一小教师王企贤和另外3位代表，给大家拜年并合影留念。1987年7月，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亲切接见了热能工程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倪维斗教授等我国各个领域的14位科学家，勉励他们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　　

　　凡事都要乐观些

　　小平同志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不但关心北京市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对原副市长吴晗等故友的情愫也非常深厚。

　　吴晗同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北京市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在工作之余，他常和邓小平同志在一起打桥牌，彼此熟悉，友谊深厚。小平同志不称他的名字，而叫他教授。1965年，当吴晗同志听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彭真同志向小平同志反映此事后，小平同志说：马连良主演的那个海瑞戏我看过，没啥子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小平同志还对彭真同志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随后，在一次打牌中，吴晗同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同志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么?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总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又继续玩起来。

　　吴晗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65年，由江青、张春桥策划，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出笼，无中生有地把明代海瑞不畏强暴、为民除霸、“平冤狱”、迫使乡官退田的剧情，硬与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诬陷吴晗同志是“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1966年初，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3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胡说他们是“三家村反党集团”，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硬把《海瑞罢官》与1959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同志联系在一起，批判斗争更加频繁。妄想通过批吴晗同志达到批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目的。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更以“叛徒”罪名，将吴晗同志逮捕、审查。吴晗同志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于1968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妻子袁震、女儿吴小彦也遭受株连，受尽折磨，饮恨而死。林彪、“四人帮”所兴的文字狱还波及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使许多人受到株连和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不少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给吴晗同志尽快做出正确结论。但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同志的亲属拒绝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并立即上书党中央，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小平同志亲自作了批示，1979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同志的结论。吴晗同志遭受的覆盆之冤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1984年，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吴晗同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之际，在学校近春园遗址内荷花池畔建立了一座木结构的吴晗纪念亭，作为永久的纪念。吴晗同志之妹吴浦月给小平同志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希望小平同志题写亭匾。8月3日，小平同志即题写了“晗亭”2字，由中央办公厅转交清华大学。10月27日，该校为吴晗纪念亭举行落成典礼时，红色帷幕徐徐拉开，“晗亭”两个金色大字呈现在与会者的眼前，使大家非常感动。小平同志的题字饱含着他对故人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1990年，小平同志又为清华大学纪念老校长蒋南翔同志出版的书，亲笔题写《蒋南翔纪念文集》的书名，对蒋南翔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一生的业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请北京市委处理人艺问题

　　小平同志生前很关心文化艺术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便肯定“文革”前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成绩显著，并指示有关部门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创造条件帮助文艺工作者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77年冬和1978年初，北京话剧团(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文革”时改为此名)的于是之、刁光覃、英若诚、林兆华等艺术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剧团的揭批运动一直冷冷清清，对市委有关部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派工作组把剧团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复辟回潮的典型”的错误迟迟不予纠正等问题有意见，便自发地联名向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写信反映情况，请求党中央予以重视；希望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和建制，派党委书记来加强领导，对批判错了的问题和同志给予平反。小平同志很快就做了“请北京市委处理”的批示。批语虽很简短，但对人艺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市委立即振出黎光同志去任党委书记，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到剧团肯定了大家的意见，承担了责任。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搞“反复辟回潮”运动是错误的；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提出来的口号，话剧团有些同志的意见和它针锋相对，我们却对这些同志作了错误的批判，并把剧团打成“复辟回潮的典型”，更是错误的，凡与此有关的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并向批判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4月6日，市委又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和建制，恢复曹禺院长的职务。这些妥善措施受到全院人员的拥护。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万里长城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地方年久失修，到处是残垣断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长城的保护工作十分关注，成立了专门机构并投入巨资进行管理和修复。1961年国务院确定八达岭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长城实在是太长了，多年来的维修费仅仅依赖国家财政拨款这一条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保护长城，刻不容缓。1984年7月，由《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6个单位发出倡议，搞社会集资维修长城的赞助活动。启事见报后，立即受到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全国30个新闻单位和美国、日本、法国等报纸作了报道，使这次赞助活动影响遍及全世界。1984年9月，小平同志应《北京日报》之邀，欣然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8个大字。德高望重的小平同志题词后，把赞助活动推向了高潮。一时间，大江两岸，长城内外，人们奔走相告，应者如云。这次赞助活动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成效最高的社会集资活动。据1994年统计，10年来个人捐款者达到50多万人，单位、地区捐款者近10万个，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800万元，修复长城超过6公里。由这项活动激发起的爱国热情，则是无法估量的。上万封来信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工人们认为捐资修长城是爱我中华的体现；农民把捐款作为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解放军战士、中学生等，都踊跃捐资。人们将永远铭记小平同志的题词，世世代代维护我们的长城，让她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上。　　

　　为北京饭店题写店名

　　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很关心北京饭店的工作。1977年，他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后，在来饭店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和理发时，仍经常向饭店领导询问饭店的经营服务等情况。

　　1984年3月下旬，邓小平同志来饭店理发，又问到饭店的工作情况，饭店总经理程清祥向他汇报饭店实行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进管理方法，服务质量明显提高，经济效益显著增长，1983年的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倍和2.7倍后，小平同志很高兴，连声说：“好、好”。程清祥同志向小平同志提出给饭店题写店名，小平同志当即愉快地答应了。

　　1984年5月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在女儿邓榕同志陪同下来到饭店理发，程清祥同志向邓榕同志提及此事。邓榕同志便向她父亲讲：饭店经理请您给写几个字。小平同志问：“写什么呀?”邓榕同志说：就写北京饭店四个字吧。“好”，小平同志说完便走到理发室外间已摆好纸张和笔墨的桌前，挥毫写下了“北京饭店”4个大字，又在右下角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邓小平1984年5月6日”。1984年9月20日，在北京饭店东大楼落成10周年纪念日，北京饭店全体职工喜气洋洋地把小平同志为饭店题写的店名制成霓虹灯高高的矗立在东大楼前厅上。邓小平同志为北京饭店题写店名，体现着他对北京饭店的关心和爱护，也激励着饭店职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为我国的旅游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不忘部队战士和公安干警

　　小平同志平易近人，对驻地公安干警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怀，经常派身边工作人员来问寒问暖。每逢节假日，小平同志总是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节了，别忘了部队战士和公安干警的同志，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他还让身边工作人员为警卫的公安干警送来鸡、鸡蛋、鱼、水果、月饼等，年末还送来挂历。有一年八一建军节时，小平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是八一了，给部队战士、警卫组的干警同志放一场电影。当晚，公安干警们被请到大院看电影。他平时还送一些文艺节目、电影票给同志们。当小平同志了解到公安干警宿舍紧张时，便指示有关部门为他们建了三间宿舍，并帮助解决了冬季用煤。1980年以来，每逢小平同志生日，他身边工作人员都给同志们送来大蛋糕表示慰问。公安干警们非常感动，他们说：小平同志对公安干警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终身难忘!

　　近50年来，北京市各条战线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突飞猛进。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分不开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努力把祖国首都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实际行动，作为对一代伟人的最好的纪念。　　

　　《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