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杨志和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在工业化西方国家的挑战和压力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不曾有过的痛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由于探索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出现了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6年来，邓小平从当代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出发，以其沉着果断的胆略，机敏深邃的智慧，极富现代化变革意识的作风和气魄，引导中国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变革，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现代化”为视角，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考察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揭示邓小平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现代化”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从东西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看，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发展过程，涉及到社会发展模式、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始于它们的工业革命或政治革命，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通过工业革命或政治革命，这些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并由此开始了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一系列新变革。可见，“现代化”既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侧面的发展过程，又是一种“力量”，一种除旧布新，从而推动社会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当然，现代化并没有固定的模式，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不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的。

　　19世纪60一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坚船利炮”处于表面认识而进行的工业化尝试，洋务运动给了中国封建体制以显著的撞击，然而社会制度的变化毕竟是轻微的，因此导致了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和1898年社会制度变革实践的出现。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是基于对近代国家制度的认识和追求而进行的又一探索活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派，以对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肯定为依据，直接向中国封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变革挑战。此后，经过辛亥革命的暴力冲击，开始了中国封建制度总崩溃的进程。另一面，“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使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旧有的社会价值系统开始崩溃，新的现代文化意识逐步确立。社会制度与社会价值系统的双重变化，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探索活动更进一步发展。

　　近代中国属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现代化的挑战又主要来自外部，因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力——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必然十分强大。特殊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采取特殊的方式，这就是革命型的变革。因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就是扫除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两大障碍，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考察历史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对于邓小平的社会现代化变革意识、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何种影响，以便从历史的纵深处和历史的整体性上把握邓小平的现代化变革思想。

　　邓小平出生于中国近代，成熟于“五四”以后的中国革命时期。他不仅受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氛围的薰陶，亲身体验并目睹了中国社会向工业化进步的艰难，并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直接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革命变革。从“现代化”视角看，中国社会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培养和铸造了邓小平的现代化变革意识以及对现代化的坚定信念和追求。

　　第一，近代中国屈辱沉沦的历史极大地刺激了邓小平的民族自尊心，从他青少年时代开始，落后就要挨打，富强才是出路这种强烈而深刻的历史危机意识已支配着他的信念和实践。现代化的历史意识，早在1992年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已萌发。1920年至1926年的6年法国生活，邓小平除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革命斗争锻炼，使思想信念发生根本转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工业化法国的社会生活。历时6年的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生活，对邓小平现代化历史意识、现代化信念的影响是不应低估的，如1920年去法国时乘坐的几万吨轮船——工业化国家的象征——就留给他终生难忘的印象。固然，向西方学习，寻救国之道，走现代化强国之路是中国一切先进人们的共识与追求，邓小平也不例外。但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曲曲折折的革命斗争之后，使最初的信念和追求不断升华，并以历史的紧迫感坚定推引中国走现代化之路，这在当代中国来讲，邓小平尤为突出。他常常回顾历史，肯定我们民族有辉煌的过去，在古代就曾创造了巨大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也难以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落伍的历史，从世界角度看，邓小平以为分界线在于西方的“产业革命”①。因此，要改变中国卑下的历史地位，使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突破点当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②

　　第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是一种平稳的自身演进，而是一个充满了冲突的革命性变革过程。旧的社会制度、腐朽的体制和观念严重地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西方殖民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又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不得不经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扫除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当然，革命不是现代化的目的本身，它只是达到现代化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对于革命的目的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邓小平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自18岁参加革命，目的就是要把革命搞成功。而什么是革命，目的为了什么，邓小平则认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③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走向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中国革命艰难、曲折，从失败到胜利，经历了世界上其它国家不曾有过的磨难。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近代沉沦的现实激起了邓小平的现代化历史危机意识，那末，曲折漫长而又充满艰险坎坷的中国革命历程，又进一步强化了邓小平的现代化信念与追求。

　　第三，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变革”的探索过程。前已提到，在现代化进程中，旧的社会制度，腐朽的体制和观念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此，现代化进程中总是充满着陈旧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冲突和适应。现代的取代陈旧的，唯一方式就是“变革”，使传统系统适应现代环境变化的过程。这一点，已深深凝结在了邓小平的现代化历史意识之中。他认为，世界在变化，历史在前进，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任何停滞不前都会导致落后。即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也要发展，“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④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变革”过程这种历史意识，奠定了邓小平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第四，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民族灾难史，又是一部泣鬼神、动天地的民族崛起史。中国人民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没有消沉，凭着顽强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的必胜信念，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推进了一大步。中华民族有能力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这种必胜的信念在邓小平的现代化历史意识中占着完全的支配地位。他说过：“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⑤他还多次告诉国际友人，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干，要相信我们中国人也会干得很好的。中国人不信邪，不自卑，有信心，有志气，富强、民主与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一定会实现，因为“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⑥

　　二

　　显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主题，即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不仅获得了条件上的保证，更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两大障碍的被扫除而获得了历史性飞跃。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现了千年不遇的大好机遇。

　　在新中国全面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是一项空前伟大的社会工程。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梦想由此便可以脚踏实地地去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雄心勃勃，带领全国人民毅然决然地展开了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最大规模的实验。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也参与领导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艰难的，它的基础是旧中国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因此，建国伊始，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现实极为严峻：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的封建文化意识以及落后的旧的社会体制等。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立即予以改变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指引下，以其独有的政治勇气、空前的创造精神，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基本完成了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正常化。此后，又成功地进行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至此，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就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看，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56年，党适时召开了“八大”，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表明，新中国在独立建国，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之后，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已集中转向了社会现代化的更深一个阶段，即由乡村为主的农业社会转变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并且，在实践上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然而，自1957年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在战略指导上出现了严重的探索性失误。“苏联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使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子。在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这一新的时代课题时，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特别是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原因，偏离了“八大”的战略思路和方向，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又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自“大跃进”以至“文革”，中国社会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使现代化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如上所述，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近30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的进步和取得的成就固然巨大，但曲折和失误造成的损失则难以弥补。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亲自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历了探索的曲折和坎坷，尤其十年“文革”中，个人的政治命运同中国的现代化命运一样，同受历史灾难的煎熬。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以及“文革”中受迫害的主要对象，建国后的30年间，邓小平的社会体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考与认识以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第一，对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怀疑，并由此对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思考。对建国后头8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⑦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认为搞得很成功，很了不起，并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⑧但对1957年后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则持批评态度。他曾说过：“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⑨何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从社会发展战略上看，邓小平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强调并夸大阶级斗争持批评态度。20年的严重失误，尤其阶级斗争极度膨胀的十年“文革”，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认识得更清楚。他批评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全社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问题，结果导致严重失误。由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⑩(二)与此相关，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与战略目标、战略步骤上看，毛泽东的失误在于没有始终如一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都是新问题，没有先例可援，马克思、列宁没有讲过，也没有可以效法的固定模式。但是，列宁毕竟1920年前后指出过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11)，提出过“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12)。可见，列宁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失误的体验和思考，邓小平对列宁晚期经济建设思想十分推崇，他引用列宁的“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的观点阐述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最大的政治就是现代化建设，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3)。

　　第二，一定程度的封闭与孤立是造成1958—1978年间中国社会停滞徘徊的原因之一。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又一体验和思考。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共同目标，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取向，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虽然不同，但也有可资借鉴的共通之处。毛泽东晚年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把反资本主义复辟提到首要位置，因而不能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已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某种程度上的闭关自守，使中国与世界隔离，这是1957年后20年停滞徘徊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中国自明中叶以至鸦片战争就已搞了300年的闭关锁国，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是自西方工业革命后中西社会发展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建国后，西方工业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自己又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自我孤立，结果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距离日益拉大。例如与日本比较，50年代在技术方面差距还不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14)因此，通过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观察、比较与总结，邓小平得出结论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科学认识。

　　第三，建国后30年的曲折发展，尤其20年的严重失误，促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并进而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6）邓小平的目光没有仅停留在对严峻事实的观察上，他将思维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困难在于理论上的含混与困惑。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应该为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创造条件，因而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极大发展生产力的长期过程，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更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但是，对照现实，我们并没有抓住这一中心任务。因此，邓小平指出，总结我们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7）因此，他主张，虽然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理论上真正搞清这一问题。

　　理论上的含混与困惑，必然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困境局面出现，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结构等等，其结果，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8)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观察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深切感到中国前途与命运就在于现代化能否实现。进而邓小平又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不打破过去颇有影响、对社会主义教条的、扭曲的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腾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没有希望的。

　　综上所述，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年的曲折发展，使置身其中又身受磨难的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获得了历史性飞跃。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认识、机遇把握、理论思考、战略操作以及坚定的信念、果断的作风和罕有的气魄，都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具备了一切条件，一旦机遇来临，历史召唤，他便会呼之即出。

　　三

　　1978年，中国历史将邓小平连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同推向前台。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把握了时代机遇，领导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大变革。世界现代化进程经验表明，社会现代化历史变革必然受着国家政权力量和政府领导人的深刻影响，没有一个把改革社会的经济、政治及其体制作为首要任务的政府及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变是很艰难的。现代化方式的选择，如现代化的性质，实施的方法，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的确立以及对机遇的把握、对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完成的预设等，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及其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在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其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以及独有的政治素养和胆略，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系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所构思和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已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支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历史巨人，他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划时代的伟大作用。这里，试就这一历史作用作如下说明。

　　第一，带领我们的党和国家从20年内先后发生的失误尤其是“文革”造成的灾难中走了出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题从战略上扭转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国在近代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工业体系，因而导致了现代化进程的极度迟滞发展。经济基础的贫困和薄弱，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而建国后几十年又没有很好地解决。历史发展一再昭示我们，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没有经济的繁荣和腾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是一句空话。从5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就多次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强调执政党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书写光辉篇章。但是，历史的“主题”却一再发生偏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加速前进，中国要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化国家，社会发展主题的扭转是关键的第一步。邓小平深刻洞察到了现代化目标与7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从1975年起就着手整顿，抓经济的恢复和建设。1978年后，他以最大的勇气和力量进行这一“扭转”工作，经济现代化遂被确立为全党和全社会的中心工作。十几年来，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围绕着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战略中心，全社会都在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建设，经济现代化压倒一切也成为全社会普遍的观念和意识。

　　邓小平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主题从战略上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于：一、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统一了起来。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除和平问题之外，就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他主张应该把经济发展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现代化进程的内外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获得了世界外部的巨大牵引力。二、经济的真正起飞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尽早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以乡村为主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关键的一步。其中，经济发展的程度是决定这一转变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他主张要硬着头皮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因为这是一个关乎现代化“大局”的问题。三、社会发展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上的转移，有利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显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邓小平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体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19)实践已经表明，经过8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第二，将中国社会由较为封闭状态推向了全面开放。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追求，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世界性的社会工程。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不同，但那只是根据各自的传统和国情在共同的现代化目标取向下的自我选择，并非能够孤立地发展。另一面，当代世界已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生产的社会化向生产的国际化发展已使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民族和国家在国际市场纽带下打成一片，任何闭关自守状态都将被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替代。因此，关起门来的纯粹自我发展是愚蠢的不可能的，即使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它们在生产、资金、原料、市场和技术等方面也是互相融洽和交流的。因此，从70年代后期起，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中国更应如此，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一种强烈的世界现代化意识。16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由较为封闭走向全面开放，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面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国，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跃发展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第三，将中国由较为墨守成规推向全面改革。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现代化就其自身讲必然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变革发展过程，因此，社会内部必须有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富有极强适应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社会在1949年之后，先后建立起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所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日渐显露出不完善的方面，并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内部障碍。这表明，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邓小平把对内改革也叫“开放”，即对内开放。改革体制的对内开放，难度远远大于对外开放，因而，邓小平又将改革视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目的同过去革命的目的一样，就是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没有改革，不会有今后的持续发展，也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甚至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也会被葬送。

　　基于对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机遇的适时把握，邓小平将改革的突破口首先确定在农村，在占人口80％的农村首先进行一场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带革命意义的”改革。这是稳定中国社会，为中国城市工业经济腾飞打基础的重大举措。经过1978—1983年的实践，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84年起，中国社会改革重点又转移到城市，在更深的制度层面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进而实行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1984—1988年5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自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相继付诸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又向纵深发展。

　　如果说经济体制的改革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全面展开，那末，基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对民主和法制的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是一切改革深化的保障。“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0)因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1)另一面，政治体制改革对促进政治现代化，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文明社会又至关重要，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第四，邓小平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在不断探索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阐述，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针。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新认识的突破点在于：第一，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80年代始至今，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邓小平的观念里，没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即国家的富强昌盛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可见，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强国富民思想，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新认识的中心点。第二，打破传统理论观念，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观察，邓小平的思考点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他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于是，他科学地提出了“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的论断，认为这些方法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要能够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就非资本主义的专有物，而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我们也要采用，用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80年代中期的观点。进入90年代，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只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所采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思考新论述，回答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没有回答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第五，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邓小平提出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经济的现代化，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革。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因而加强经济建设是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并且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有着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旧思想观念的残余仍然严重存在；另一面，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腐朽现象也传了进来。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如果放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末，经济建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因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缺乏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遭失败。因此，邓小平指出，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基于对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科学认识而提出的又一战略方针。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摆脱了已往时有照搬别国模式的做法，成功的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预期，通过更有成效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以及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必将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彼岸。

　　注

　　①②③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357、370、292、323页。

　　⑥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253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⑨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28页。

　　(11) 《列宁全集》第42卷第l75页。

　　(12) 《列宁全集》第39卷第407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14)(15)(16)(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78、10～11、6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19)(20)(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4、176、164页。

　　(作者单位 陕西财经学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