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

　　宋毅军

　　《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党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其中二、三两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怍。第二卷即1975—1982年卷，是他1975年进行整顿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著作。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他以主要精力着重抓了教育、科研战线的拨乱反正。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重要谈话、批示、报告，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些重要著作，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全国各条战线实现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声。

　　今天，重温这些论述，对于纠正目前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模糊认识和不良倾向，真正贯彻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现9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

　　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重新工作之前，就向党中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建国后17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8、9月份，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同别人谈话，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17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的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17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顾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的署名为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当时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这一重大举措，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教育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说，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

　　二、重视教育工作，尊重人民教师

　　重视教育工作，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51年，他就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工作搞不好，关系重大，党要过问学校工作，要解决学校教育问题，否则，人家会说共产党只讲武化，不讲文化。粉碎“四人帮’以后，鉴于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例如，1986年4月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著名人士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文革”期间，邓小平同志就与“四人帮”针锋相对，花大气力进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那时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广大师生员工遭受严重迫害，大批教授、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学校被迫停课、停办或拆散。但是，“四人帮”却大肆鼓吹“教育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获得了“伟大成果”。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时尖锐地反问道：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生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后来，他针对某全国著名大学学生质量太低，三年级还补习初中课程的状况，不无讽刺地说，干脆改名中学、小学算了。他还不止一次地说：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好好上课，很多中学教师水平也不够。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谈到我国教育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积重难返的情况，说明我国教育应尽快恢复正规的制度，从基础开始，从小学抓起，争取5年初见成效，15年大见成效。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教育，邓小平同志十分注意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60年代前期，我国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差距但不很大。后来的十多年，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却处于停滞状态。邓小平同志说：我国科技、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整整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他号召党内外同志“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振兴中华的“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入手”。邓小平同志认为，百废待兴不能百废俱兴，要抓重点，从问题堆里找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早在1975年9月，他就提醒大家：“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他提醒有关部门要注意科技队伍后继有人，而培养科技人员的基础在教育。所以，实现四化不从科技、教育着手不行，只有重新把教育搞起来，科技人材才有来源。可见，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他针对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的情况说：关键是省、市委注意不注意教育问题，有3个省一注意就解决得好，其他省、市、自治区为什么不可以照办?

　　扭转社会风气和抓好教育密切相关，邓小平同志多次讲，由于“四人帮”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现在就是要整顿学校和教育，整顿学生思想。只有教育大中小学生都遵守纪律好好读书，“慢慢就会带来好的社会风气”。他强调，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

　　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教育、科研，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他在1977年尚未恢复工作时就讲，不抓教育就没有前途。10多天后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又强调：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为了广开言路，他在1977年7月下旬刚开始负责教育、科技领导工作，就提议召开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有才学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参加，为的是广泛听取意见，让大家来想办法，他自己则准备“提点设想，鼓点干劲”。会议之初他就讲，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需要科研，搞科研就要有人材，培养科研人材就要从教育入手，8月4日至7日，邓小平同志经常到会和科学家、教授们开怀畅谈。8月8日，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的估计；关于调动积极性；关于教育体制、机构；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关于后勤工作；关于学风等当时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了纲领性论述，使大家明确了方向。这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大胆的讲话”。邓小平同志于9月19日又接见了当时教育部负责人，作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促动他们“办事要快”，把教育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他表示：“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教育战线在批判“两个估计”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后，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继续切实解决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使工作有更大的起色。为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又提出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简称“全教会”)。他指示有关领导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4月13日，他在审阅全教会报告后讲，这次会一定要开好。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召开全教会的有关文件。邓小平同志说，这次全教会实际上是清理过去教育的问题，把一些带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肯定下来，同时还要研究教育工作有什么特殊问题需要解决。

　　继全国科学大会之后，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作了讲话。他希望大家以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对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展开讨论。这篇讲话指导了教育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开展。5月15日，他在听取全教会总结汇报时又作了重要指示，重申各省、市、自治区要注意教育工作。

　　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重教尊师。他认为，教育部门能否为四化培养出合格人才，“关键在教师”。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就必须建立一支巩固的具有较高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教师队伍。

　　重教尊师，首先必须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文革”期间，“四人帮”鼓吹不读书、交白卷和批判“师道尊严”，还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极大挫伤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对此，邓小平同志愤慨不已：“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他又重申：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力主推倒“两个估计”，为包括几百万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正名。他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看待。对人民教师，邓小平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他讲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教师劳动，要珍视人才，人才难得!他肯定了绝大多数教职员工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他说：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和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一些年轻杰出的数学家由于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而成长起来，尽管有些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他赞誉道：“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所以，“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邓小平同志希望有关部门热情关心和努力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同时，他也希望广大教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起牢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重教尊师，还要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讲按劳分配。采取适当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对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业务骨干要优先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要给教师消除疲劳、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时间，搞好劳逸结合，不能占用他们的假期，他对小学教师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特别关注。在他看来，一个小学教师，把全部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位大学教师少，因此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但是，现在小学教员工资太低。邓小平同志认为，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这种观点和他“从小学抓起”，“小学是基础”，“要办重点小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重教尊师，还要给教师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邓小平同志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养师资。他希望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三、办好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教育，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只抓一项而不要另一项。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他总是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统筹兼顾。

　　邓小平同志没有主管科研、教育工作时就认为，国务院要把教育部和科学院一起抓。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都要从科研教育入手。他举例说，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注意科技、教育，在这两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各行各业都要把教育和科技一起抓。“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这就要“办好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

　　邓小平同志还阐明了教育和科研一起抓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而教育的任务则是培养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人才。我国科教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普及全民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基础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专家。”

　　第二，教育也要进行科学研究。邓小平同志认为，教育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应当把科研作为重要任务之一。1977年7月29日，他在对教育工作的一次谈话中说：“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同年9月14日，他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加了一段话：“小学、中学、大专院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院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预见到，若干年后，学校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那时，高等院校将承担更加重要的科研任务。

　　第三，教育、科技领域在“文革”中都遭受林彪、“四人帮”肆意摧残，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同样被当作“臭老九”而受到鄙视、诬蔑、批判。这些都必须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际上，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是脑力劳动者，都为社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应当把他们“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自己还多次向科学和教育界人士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同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起，做好科研、教学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四，科研和教师两支队伍之间能够经常交流、互通有无。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教学上确有专长的科研系统的人应当抽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对科研系统抽出来支援教育的那些同志，教育部要在政治上、物质上安排好。一些搞科研同志不愿意转到教学方面，也可以兼课，规定一定时间到大专院校去讲课。总之，有关部门“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

　　另外，大中小学校教材和科研水平关系也很密切。教材必须“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必须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

　　四、教育必须为四化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教育和科技工作看作我国现代化建设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4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必须更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后来，他将此概括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点。

　　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工作必须适应于、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现阶段，就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体系，使我国教育事业有个大发展。二是教育工作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育工作要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人才。

　　马克思主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中国建立以来，鼓励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注意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则提出所谓的“开门办学”、“小将登讲台”、“朝农经验”、“支工支农”等，完全抛弃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办学原则。

　　早在195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必须、二适当、三可能，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他为某大学题词：“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品德和真实本领的年轻一代的根本道路”。20年后，他在多次讲话中仍旧强调大中小学校要安排一定劳动，不过，劳动要对口，大专院校里对口的校办工厂还要保留。他认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迅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要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内容、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然而，“最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他引用列宁的话：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生产劳动、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这些都应深入研究，作出适当安排。否则，学生所学与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不能为四化经济建设服务，这种学所非用，用所非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这是我们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为了落实这一原则，他指出要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把这件事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二是各级教育部门要进行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三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四是有关方面要积极支持和配合，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供必要条件。

　　五、邓小平抓教育工作的特点

　　从1977年5月至1978年6月是邓小平同志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时期。他在领导教育工作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1．形成了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体系。邓小平同志复出前已在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做准备工作，复出后，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大发展、大提高；抓紧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重要思想、观点，在内容上前后衔接，相互贯通，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

　　2．深入群众，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邓小平同志多次召集科技、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科学家、教授开会座谈，同石油等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见。同时，他还同国外来访的科学家、学者和教授广泛接触，对他们口头或书面提出发展中国教育的正确意见都一一肯定。可以说，他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工作的许多宝贵论述，是博采百家、集思广益的结果。

　　第三，实事求是，正视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教育发展的落后状况和存在问题，在同外宾谈话中也直言不讳我们同外国的差距。

　　第四，坚持真理，无所畏惧。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敢为人先，以不怕再次被打倒的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及切实可行的方针、措施。他在8月8日的“大胆讲话”，9月19日的严厉批评，以及许多谈话、批示，都表现出坚持原则、捍卫真理的可贵革命精神。

　　第五，抓重点。指出小学是重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高校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同志主张抓重点。大中小学中，他认为应该先从小学抓起。抓小学必须解决小学教师的各种实际困难。高等院校中，他首先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著名学府，解决两校问题又从肃清“四人帮”影响、调整学校领导班子入手，这样搞好重点，推广典型，以点带面。

　　（作者宋毅军，1957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当代中国史研究》(京)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