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解放战争时期是邓小平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对这一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实践的研究，虽然仅有十多年时间，但研究成果较丰硕，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仅对这些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一 两个研究时段
在研究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生平和思想以前，许多人已经对他在“文革”期间全面整顿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起步比较晚。如果按照研究的内容与特点，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成果的密集度大致划分，主要有以下两个时段。
1.1989年前后，以学习、宣传、研究《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1994年10月第二时改称第一卷）为主要标志。
1989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其中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稿有：挺进大别山一篇，建立新解放区三篇，渡江战役二篇，进军西南前后二篇，共八篇。这成为研究邓小平这一时期军事等方面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同年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老同志并发表重要谈话（收入1993年10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以二野在解放战争时期战略防御、进攻、决战、追击阶段的斗争史实为主线，回顾了二野在各个阶段的主要战绩。实际上也客观反映出刘伯承、邓小平驾驭战局的超人胆识和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再现了邓小平几十年军旅生涯的光辉之点。这篇根据主要当事人回忆整理的文稿，篇幅长，内容丰富，又为亲历者自述，堪称不可多得之作，因而是研究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以及二野战史乃至全军战史的重要文献。
从80年代末开始，由解放军三总部和军事科学院统一组织编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其中，有的卷本系统、准确地汇集、考证、核实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所部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的重要战役、战斗和军队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历史资料，多方面地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是一套权威性的史料丛书。
199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两卷本）问世。第二卷（解放战争时期）成为研究刘伯承、邓小平军事理论与军事指挥艺术有价值的著作。
在此前后，陈锡联、杜义德等刘伯承、邓小平麾下战将以及张生华、林桂森等刘伯承、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从1989年7月至1992年7月三年期间，杨国宇、陈斐琴等连续编辑四本《二十八年间》，其中，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就有61篇，占全部文章100篇的61％。这是最早的一套以相当多文字涉及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回忆文集。吴克斌、冷溶等也相继撰写出一批研究文章。1993年8月，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出版。全书52万字，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就有10万字。由于作者独特的视野和便利条件，不仅能够经常向邓小平了解情况，而且还访问了许多邓小平的老部下，所以，作品内容翔实，生动感人。此外，《邓小平的历程》（上、下）等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
上述著述以及在此前后已出版的由地方、军队研究人员撰写、编辑的《刘伯承传》、《刘邓麾下十三年》、《邓小平在中原》、《刘伯承和邓小平》、《邓小平军事谋略》、《刘邓大军史话》、《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编》等集体和个人专著约有十几本，连同300余篇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了对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2.1998年前后，以编辑、研究老一辈革命家军事著作以及组织编著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大型文集《回忆邓小平》三卷本为主要标志。
1997年2月，邓小平不幸病逝。很多军队、地方高级干部纷纷撰写悼念文章。一时间，各种报刊、书籍、画册等纷纷面世，内有不少关于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回忆邓小平》三卷本。这套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辑、历时一年的大型纪念文集，是特约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队一些大单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部分企业党委撰写的，共125篇文章，约120万字。其中直接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实践的文章27篇，约15万字，分别占文章总数和文字总数的216％和125％。许多材料还是第一次披露。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第一套集史料、思想性、权威性于一身的纪念文集。
在此前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部门组织研究人员撰写《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军队研究人员编辑《刘伯承军事文集》等著作。为此，军队和地方研究人员，分赴全国军队和地方50多个档案部门广泛收集档案材料。特别是参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一、二卷。在该书收入的451篇文电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人联名文电116篇，邓小平个人报告、讲话共16篇。这些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围绕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等专题汇集的文电，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等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
需要提到的是，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活动过的地区的党史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专题资料文集和研究著作。例如，《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鲁西南战役》、《羊山集战役亲临录》、《鏖战双堆集》、《总前委在瑶岗》等。这些文集和著作在访问当地老人、保留或修复革命旧址、拍摄图片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突出了地方特色，具有直观生动的特点，可以说，这是我们在使用文献档案材料研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革命活动时的重要补充。
另外，《邓小平的贴身警卫》、《邓小平的智慧》、《邓小平的军事生涯》等一批图书和读者见面，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收集、核阅、研究万余份邓小平报告、讲话、文章、电报、批示、题词以及相关的档案材料和书刊资料基础上，用数年时间，撰写出《邓小平年谱》解放战争时期数十万字的草稿、初稿，这无疑将为完整、准确地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 成果概述
综合十多年来对邓小平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进行的比较全面、比较系统、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根据公开出版的许多书刊和大量档案材料，笔者归纳出党史、军史学界姚杰、毕剑忠、袁德金、薛洪兴等专家、学者比较认同的主要研究成果。
1.每当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奉命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身边，了解国内外大势，明确统帅部意图，受领本战略区任务。可以说，从政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是邓小平第一个突出的特点。
（1）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据《任弼时笔记》记载：1945年8月15日，作为中央委员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邓小平，参加了决定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时，蒋介石正玩弄表面“和谈”、实际备战的阴谋。邓小平等参加了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前夕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耳提面命。所以，他和刘伯承等于8月25日刚刚返回前线，就争上党盆地，战平汉干线，以坚决军事斗争，有力配合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很显然，以打促谈，以谈争和就是毛泽东面授他们的机宜。
（2）担任中共中原局第一书记，在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战略大决战前夕，国民党为挽回战争颓势，于1948年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确定对策。邓小平奉命前来参加会议。
会议记录和电报表明：邓小平在9月5日的准备会议和9月8日的正式会议上，听了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后表示：“我们拥护”、“完全同意”毛主席报告和中央“关于估计和计划”。会议期间，他不仅向中央汇报了中原区情况，而且还及时把中央精神用电报传达给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并提出怎样在中央指导下开展本地区各项工作的建议。电报说：这次会议解决问题颇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突出强调提高纪律性为保障完成前两句话任务特别是取得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请召开一次中原局正式会议研究并“作出决议”。“军委规定中原区第三年歼敌任务为三十个旅”，也“请告各部争取完成”，对中央同志意见，“请研究指示各地”。
回到宝丰驻地，邓小平于10月14日召开会议进行传达，（1）也使各级干部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中央指示精神，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为迎接战略大决战在思想等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3）担任总前委书记、中共华东局委员，在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鉴于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确定筹建新中国的若干重大问题，所以，邓小平赶到西柏坡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在3月6日发言中，首先明确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坚决拥护中共“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他深深感到：“中央对关键问题抓得非常好，什么时候内线，什么时候外线，什么时候决战”。这样领导，“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特别是“在此复杂阶段感觉更深刻”。他还以中原野战军南进大别山为例说明：“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接着，邓小平讲：“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军队是战斗队和工作队这个提法非常好”，不过，思想上要注意防止“放松农村，忘记农村”的片面性。（2）
这次全会没有单独讨论军事问题，但是，为了使军事行动与和平谈判密切配合，为了保障渡江作战、解放接管整个华东地区，决定统一党务和军事领导，除刘伯承等中原局常委任华东局常委外，由邓小平代替饶漱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后来，毛泽东就渡江作战问题亲自向他交代：“交给你指挥了。”会后，邓小平和陈毅一起返回前方。先是从华东局及三野抽调人员，组成总前委精干指挥机构，接着，又在安徽蚌埠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要求，主持制定并亲笔修改、审定了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在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研究了邓小平与中央军委往来电报和他在北平的信件、报告等档案材料后认为，1949年6月2日，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我们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后，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上海又发生了财经等方面的严重困难。邓小平主持华东局会议，分析严峻局势，商定解决办法，然后，他根据党中央指示于7月14日夜到达北平。先后向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特别是向毛泽东汇报了两次，17日又向中央工作会议做了正式报告。据邓小平回忆，听完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从全国范围内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同志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不久，由陈云代表中央坐镇上海，其他地区大力帮助，很快就扭转了上海的严重困难局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又一起筹划了二野进军西南的大致部署。他们“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3）1949年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重要指示。两天后，他又在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上做了重要报告，结合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军解放西南指示的必要性，增强大家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5）担任二野前委书记，在北京参加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
1949年9月初以后，邓小平就把重点放在领导二野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上面。4日、12日、20日，他连续在干部会议上做报告，主要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强调要发扬继续革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解放建设大西南。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来到北京。除了参加一系列开国庆祝活动以外，他还和刘伯承、贺龙于10月10日、20日，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圈基础上，又确定了贺龙率部入川的兵力、路线。至此，进军西南的军事战略、战役部署完整地形成了。
综上所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大局观，与他早年在中央工作经验和及时地、直接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密切相关。毛泽东后来也称赞邓小平“比较顾全大局”。
2.每一项重大军事决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胜利的取得，都是邓小平及李达、张际春等人积极协助军事主官刘伯承的结果，无不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可以说，强调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上下级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是第二个突出的特点。
（1）刘邓之间亲密无间，难以分开。
刘伯承和邓小平不间断地并肩指挥部队长达13年，这在我军军政主官合作历史上是仅见的。笔者认为，作为军事主官，刘伯承的军事经验和军事理论，军事造诣和指挥艺术，在我军将帅中屈指可数，甚至连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为之折服。所以，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形成、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也符合当时的工作分工。
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意见，并身体力行付诸实现。袁德金、张树德等人认为：
———上党战役前夕，邓小平致电刘伯承等：“请刘即下达命令，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监视壶关；防敌窜至长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长治集中。在攻城时各部自行向长治方向警戒，并各派小部抵进长治袭扰。”同时，鉴于“冀南部队过于疲劳，建议推迟两日于八日拂晓开始攻击。”战役发展证明了上述建议的正确性。
———1947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为配合陈毅、粟裕部，抑留国民党军王敬久集团，使其不能东调，刘邓决定分别开辟陇海路南北战场。接着，邓小平率路南作战集团迅即南下，连克重镇。与此同时，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山东战场和路北地区。2月2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提出：鉴于“我们的任务是拉住王敬久”，所以，“则以向西攻取通许、杞县、睢县、宁陵四城为宜”。中央军委于4日复电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日，刘伯承来电相告：为执行军委拉住王敬久之指示，我们决以一、三纵南下，先在砀山、民权间活动。5日，邓小平电告刘伯承：我们“争取与路北主力协同打断汴商段铁路，形成威逼开封、商丘”。11日，南北两集团同时向民权以西之敌发起攻击，破坏了王敬久集团加入山东战场的计划，减轻了山东野战军的压力。
———刘邓率部于1947年8月底先敌进入大别山以后，由北麓到南麓实施战略展开。面对国民党军调遣33个旅围攻大别山的严峻形势，他们决定实施战略再展开。邓小平后来电告中央军委：“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大别山。伯承因身体不好，暂率野后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从12月中旬刘邓分兵到第二年2月24日会合，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敌人重兵“围剿”、缺衣缺粮的险恶环境中，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表现了娴熟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可贵品质。
经研究人员查阅、研究的邓小平等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数十份电报，准确地反映了他们根据敌情、地形特点，制定的以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主要内容为：一是留少数军区地方武装在中心区坚持，主力部队向外分遣；二是作战上“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寻歼弱敌”；三是积极找敌弱点，“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线、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破坏交通、物资，消耗疲敌”。
与此同时，邓小平等还立足大别山区，着眼由中野、华野分别担负作战任务的中原和华东战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当粟裕提出要派部队增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他们分析形势后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支援不宜急躁，而要立足于长远考虑。“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总以“既能歼敌又能调动敌人为原则”。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应确定向西”。二野四个纵队“应在平汉路东作进出大别山的机动”。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等率部在大别山“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不久，根据中原战场形势变化，他又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表示完全赞同主力转出大别山，准备在中原打大仗的决定，因为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机动，实属必要”。离开大别山前，邓小平“业已部署”军区部队、地方与人民武装，今后独立自主地强化更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人。后来，陈毅讲：正因为刘邓在大别山拖住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打了不少胜仗。要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有的研究人员在编辑邓小平等坚持大别山斗争电报时，还撰写专题文章阐明其重大意义。
综合多数专家、学者观点，特别是邓小平本人讲话（如1989年11月20日回忆二野战史时，讲大别山文字就占全文5000多字的26％）、题词，可以这样讲：挺进并坚持大别山斗争，是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其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他军事思想得以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标志。这为他后来在全国南线战场主持军事全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2）二野内部非常团结、互相信任。
首先，野战军主要首长之间，不仅感情上异常融洽，亲密无间，而且工作上十分协调，配合默契。据经常耳闻目睹刘邓及李达军事决策、战役指挥过程的原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生华回忆：李达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具体指挥，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刘邓，这样可以使刘邓集中精力，研究主要的关键性问题。李达处理不了的事，邓政委就主动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实施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到困难时，刘司令员才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鼓励和督促各部队夺取胜利，二野各级干部也都熟悉这种特点，就是他们在批评部下时也不例外。
其次，“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至于到前方指挥，刘邓极少去，发现不妥就电话联络。他在回忆中列举不少这样的事例，还形象地讲；“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4）邓小平认为，通过加强军队内部首长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团结、互相信任，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达到这一条。”
（3）二野、三野联合作战，非常协调。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在中原、华东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二野、三野（原中原野战军和原华东野战军）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态势。邓小平讲：毛主席曾经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了，质量变了，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一些军史专家、学者认为，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之前，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所率华东、华中野战军，主要是作战略协同及战役配合。如刘邓指挥内线作战的“七战七捷”，有力地牵制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这是中野配合华野。但是，从同年6月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到1948年5月扩大中原局机构，是华野直接配合中野，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例如，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和坚持大别山，陈士榘、唐亮兵团强进鲁西南、陈粟亲率几个纵队急进豫皖苏。为了和华野并肩打大仗并配合粟裕率部挺进长江以南，刘邓大军主力于1948年2月底转出大别山。此后的10个月里，从战略上配合华野发起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淮海战役使两大野战军达到了战役配合。战役第一阶段，中野配合华野消灭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华野配合中野消灭了黄维兵团；第三阶段，中野配合华野消灭了杜聿明集团。尽管二野从战略进攻以来部队人员伤亡较大、武器装备消耗很大，然而，邓小平在中野打黄维时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只要歼灭南线敌人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其他各路大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战后，他向毛泽东的汇报同样令人感动：中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业已不能独歼黄维兵团、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这是研究人员根据历史文献形成的普遍看法。
十年后，邓小平在指导编写二野战史时着重强调：“在编写中请特别注意到友邻的协同。在反攻阶段，二野、三野的统一行动起了质的变化（特别是淮海战役），这点必须贯穿地注意到。”
3.每当指挥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无不审时度势、把握战机，除运用多种战法完成军事任务外，还注重军事和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强调军事结合政治、军事结合经济，是第三个很突出的特点。
（1）战前动员，激昂斗志。
邓小平作为战略区党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把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到军队、地方，而且他作为部队政治主官，每当重要战役来临，他都亲自动员，讲清形势，指明任务，提出要求，鼓舞士气。如自卫战争爆发前，于1946年6月11日在军区高干练兵会议上做目前形势与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战略反攻前，于1947年6月21日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到达大别山后，于8月31日在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做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特别是转出大别山前后，他于1948年1月至4月，分别在鄂豫区二地委、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议和野战军直属队、第一纵队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跃进中原后形势任务的报告；淮海战役前夕，他于1948年7月16日、10月14日分别在豫西军区干部会议和豫西区党委干部会议上做关于党政军民加强团结、提高纪律性，准备完成战略任务的报告；进军西南前，于1949年8月17日在第一、第二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9月12日在二野军政大学干部学员大会上，9月20日在二野营级、地方区级赴西南工作的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等等。这些报告和讲话，汇集在“二野战史资料选编（1—4）”中。
（2）军政兼施，攻心为上。
古语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笔者综合部分学者的个例研究认为，邓小平十分重视以军政兼施两手，通过攻心为上，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解放战争一开局，刘邓就出手不凡，创造了“高树勋运动”。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会伤亡很大。”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赞赏和极端注意刘邓的这一创举，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高树勋运动”。可以说，解放战争末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创造的“北平方式”，也包含了刘邓这一创举的历史作用。此后，1946年11月孔从洲率部在内战全面爆发后起义，1948年11月廖运周率部在淮海战役阵前起义，特别是进军西南促发国民党军官兵几十万起义、投诚，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也显示了邓小平等军政兼施、恩威并重两手策略的巨大威力。
1949年11月21日，刘邓在部队进军神速，国民党军战略防线溃决之时，联名向川黔滇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指明形势，申明主张，晓以利害，促其“功过自新，立功赎罪”。四项忠告义正词严，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起了巨大的震撼。
同时，刘邓还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电示各军师团长向当面敌军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抄收四项忠告的广播词多印送敌军中去，“籍以瓦解敌军”，“不要放松此项工作”。进军西南期间，邓小平亲笔起草以刘邓名义发出的电报有几十份，其中关于卢汉起义的就有十多份。他和刘伯承把卢汉起义作为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大规模起义的关节点，促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及罗广文、郭汝瑰等通电率部起义，从而导演了反动军队纷纷倒戈这蔚为壮观的一幕。此后，刘邓还特别下发了关于处理起义、投诚部队的指示。
（3）军事占领和接管城市。
据邓小平向毛泽东做的数次书面和口头报告，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等大城市以后，接管城市遇到了“许多复杂、尚难预料的”严重困难，尤其以财政经济方面最为突出，“表现得最普遍和最复杂的则是金融及市场问题”。邓小平在领导军事斗争同时，以极大精力领导城市经济工作。
5月底上海解放以后，面对猖獗的金融投机，邓小平等在中央支持下，于6月上旬果断捣毁了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大本营，平息了汹涌一时的金融外币投机风潮。后来，他又代表华东局到中央当面汇报，在中财委的直接干预下，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财政经济方面严重困难的局面。
进军西南以后，邓小平向中央报告：“我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大家都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又兼任财经委主任，进一步强调：“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在重庆，面对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元，导致银元价格上涨，物价随之上扬，严重破坏了初步稳定的金融秩序的情况，刘邓等会同西南局财经委、中共重庆市委，紧急采取有力措施，几经反复，终于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西南解放后不久就得到了解决。
三 问题及建议
综上所述，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在档案材料的整理编辑、学术交流活动、研究工作的深度广度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发现、整理、编辑、公布这一时期邓小平档案材料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主要内容有：（1）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书面报告；（2）起草与别人联名的电报；（3）在部队和地方做报告、讲话的记录整理稿；（4）五次在中央开会、活动情况的记录，以及其他手稿、有关文字记载等。同时，还应该抓紧采访这一时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另外，这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还比较少。在研究方面，还存在研究方向的个别偏离，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研究方法的单一滞后等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研究中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视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工作。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有其萌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如果将这一思想大致划分为前期（1929年至1974年）和后期（1975年至去世，通常称为新时期）两个时期的话，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其前期军事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新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之一。这一时期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必将极大地促进新时期军事思想的研究。
第二，要处理好邓小平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和刘伯承等人军事思想的关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上从毛泽东，平时从兄长、同乡刘伯承身上学到了很多军事战略、战役、战术思想。当然，基本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他和刘伯承等反复磋商后共同做出来的，其间也自然有他的贡献。基于上述事实，研究中要注意不能孤立地表现邓小平一个人，甚至把他人的作用不恰当地也集中到邓小平身上。而是要在研究集体智慧和作用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反映邓小平的智慧和作用。这样，就可以避免研究中忽略众人、独尊一人的偏向。
同时，对于邓小平独特的军事思想和贡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宣传，例如，从坚持大别山斗争，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至进军西南，邓小平在军事指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起草的联名军事文电越来越多，而且主要是随着他的军事实践越来越丰富，军事思想也臻于成熟。完整、准确地把握上述重大问题，对于研究、宣传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要加强中央与地方研究部门协作和研究人员合作。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研究工作相比，研究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实践的工作具有战争年代活动范围广、档案材料流失严重、知情老同志极少等较多困难。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人员接触档案材料比较多，但是对邓小平活动时间、空间了解不够，地方党研室、军队编研室的研究人员，不仅拥有一些散失的材料，还从事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如果两方面结合起来，互动互助，发挥两个积极性，就会形成很强的研究合力。这样，无论是生平研究，还是思想研究，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水平，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第四，要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研究工作。要全面地、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军事活动和思想，不能偏离正确的研究方向。在编辑、研究过程中，要尽量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避免不适当地取舍。要在研究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注意研究重点特别是难点。要在研究邓小平军事思想的同时，注意研究他的战地生活、性格特点、个人魅力，历史、客观、生动地再现他军事谋略和军人丰采的原貌，但不能因此刻意搜罗奇闻秘事、生活末节，杜绝研究中本末倒置的庸俗格调。要以严肃负责的态度，认真考证、分辨历史材料：对于第一手档案材料、历史文献，应该经考证使用权威版本（如内容相同的收发电报要以发报稿为准）；讲话、报告记录稿，要使用第一稿并参考整理稿（讲话、报告本人修改的除外）；使用当事人的回忆录，一般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至于研究文章，使用时必须查找出引证材料的出处；对于纪实文学、传说故事，特别要反复分析，使用时应慎之又慎。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注释：
（1）中共豫西区委扩大会议记录。
（2）邓小平的会议发言（1949年3月6日）。
（3）中央军委电报（1949年7月16日）。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邓小平研究述评》
来源：《邓小平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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