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的求助电话，九封泪迹斑斑的求助信，靠着拾破烂来购买最简单的日用品的老人，给喝醉酒的院长通夜捶背的孩子。几天来，本报记者走进西安市长安区福利院，了解到了生活在这里的老人和孩子们鲜为人知的苦难生活。

　　长安福利院里，老人和孩子们到底在怎样生活，内部的管理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混乱？记者决定以大学生搞社会实践为名到福利院里去生活一天，切实感受一下。

　　神秘“牛孤儿”求助本报

　　“我们是长安区福利院的孤儿，我们的院长杨盈生经常喝酒，喝醉了还打人，平时总是让我们给他按摩捶背，以至于不能按时上学，受到了老师的批评。”7月下旬，一个求助电话打到了本报的热线。热线员询问对方的姓名时，对方只报出了“牛孤儿”这个称呼。记者按照留下的电话打过去，请对方给找“牛孤儿”，片刻之后，一个男孩接了电话，但面对记者的询问，他却矢口否认给报社打过电话，并匆忙挂断了电话。根据男孩的口气，记者估计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隐情，果然，一个小时后，挂断电话的男孩再次把电话拨进来，他告诉记者，他确实没有给报社打过电话，但打电话的人说的问题确实都是真的。

　　7月22日中午，记者在长安广场见到了“牛孤儿”，18岁的他看上去比较瘦弱，他介绍自己叫牛喜勃，在长安区福利院住了7年了，谈到生活的情况，小伙子低下了头，沉思了片刻，他涨红了脸问：“阿姨，你真的能帮我们吗？”在给予肯定答复的同时，记者叮嘱他必须说实话，也许是这个叮嘱让小伙子觉得有些委屈，他的脸更红了，但却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阿姨，我一个人说了你肯定不能相信，你还是听我们大家一起说吧！”

　　牛喜勃与记者约定，找一个记者能进到福利院里边采访的机会，由他通知记者。告别时，他认真地说：“记者阿姨，我们的生活真的无法忍受，给喝醉酒的院长捶背、按摩、吃不好，挨骂，院里老人的日子也特别难过，你去了就知道了。”望着他的面孔，记者觉得孩子确实有很多憋在心里的话。

　　长安福利院的表面情况

　　一位姓柳的主任接待了记者，得知是记者来做社会实践，她与院长通过电话后表示，最近院里的孩子们在与院方闹情绪，确实不方便接待。但在记者的软磨硬缠下，她还是把福利院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

　　长安福利院成立于1997年12月5日，主管单位是长安区民政局。福利院院内现有孤儿11名，老人9名（其中代养4名），工作人员共有17名，正副院长各一名。福利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每年拨款5万元，院民（收养的孩子和老人）所在的乡镇，每年为每人支付2000元，剩余部分由区民政局社救部门给予补助。另外，院内还开展了代养、种菜、养猪、房屋出租等创收活动。全院每年需要开销资金32万到33万元左右。

　　柳主任还介绍，孩子们上学花销很大，因此前几天给上高中的孩子们提出，要找亲戚要2000元的学费，否则实在难以保证孩子们的报名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孩子们最近在闹情绪。她还抱怨因为资金紧张，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能及时发，增发的工资没法兑现，医保也没有办。最后，她希望记者能与学校联系，等3月份办活动时，给福利院搞些捐助活动。记者借机表示，还是想到福利院呆一两天，和孩子老人共同生活，体验一下，柳主任这才勉强表示同意。

　　7月26日上午，牛喜勃打来电话告诉记者，福利院里现在没什么人，上午10点，记者赶到了长安区福利院，在连接韦曲与郭杜的道路边，牛喜勃和一个年龄小一些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在他们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绿树掩映着的福利院内，9名孩子首先围上来很有礼貌地向记者问好，牛喜勃告诉记者，大家都准备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交给记者作为证据，见孩子们很认真的在写材料，记者首先去见了几位老人。

　　不发洗衣粉 衣服自己洗

　　78岁的卫大爷介绍，福利院1997年成立时共有23位老人，随着老人的相继去世，现在只有5位老人，其中一位神志不清，不能说情况，因此只有4个人来反映情况。

　　一位姓毛的72岁老人说：“别的先不说，这几个月，他们连衣服也不给我们洗了，又不发洗衣粉，我们只好将就搓两下，洗的干净不干净就那么回事了。”

　　记者询问福利院有多少服务员，为什么连衣服都不给老人洗？几位老人叹着气告诉记者，福利院里连领导带服务员共有17名工作人员。但从几个月前起，就不给洗衣服了，说是经费紧张，没有洗衣粉，有时又说工资低，凭啥给洗。记者注意到，老人们不仅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很不干净，铁丝上挂着的毛巾也是污浊的颜色。卫大爷感慨：“就连58岁双目失明的盲人王自忍老人的衣服也得他自己洗，我们看他实在可怜，只好帮他搓两把。”毛大爷气愤地说：“现在天热还好办，到了冬天可咋办呀！”

　　拾些破烂换烟叶

　　除了洗衣服，老人们还介绍，吃饭也是个大问题，“一年365天，每天的早饭就是热头一天的剩面，这都能忍受，粮食不吃就糟蹋了嘛！可是中午吃的馍，一次就把好几天的蒸出来，吃上两三天以后，馍又干又硬，我们实在咬不动，但说了多少次，理都没有人理。”毛大爷还告诉记者，每个星期，福利院要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米饭，偶尔会买点肉，但每次都剁成肉末放到菜里，根本吃不到肉的感觉，几位老人就建议买些豆腐回来改善伙食，“就是这么个要求也没有人理睬。”

　　“娃呀！说出来怕你笑话，一年多了，我们从没有去洗过澡，就因为买不起3元钱一张的澡票呀。”记者惊讶的询问难道福利院不带大家去洗澡，老人们说，也不知为啥，无论说到什么事，院长和柳主任都说没钱。以前定期发毛巾、发牙膏、发鞋，现在都停止了，可院长喝酒的次数却是越来越多了。

　　日用品发不下来，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老人们像孩子一样神秘地笑了笑说，“我们没事了就到街上去拾瓶子，能换些钱。”卫大爷和毛大爷介绍，拾瓶子卖的钱除了买必须的生活用品外，他们俩还有点小爱好。举着发亮的铜烟锅，记者才知道所谓的小爱好原来是老人饭后爱吸两口烟。“娃呀，你来了解困难，可不敢把我们俩拾瓶子的事告诉院长。”原来，因为觉得老人出去拾瓶子卖丢人，杨院长发过话，谁敢在外面拾破烂就把谁送回乡上不管了。“我听说我们这些住在福利院的孤寡老人，国家每个月给10块钱的零花钱呢，”虽说听过有这政策，但4位老人却表示，他们从没有见过什么零花钱。

　　领导面前不准乱说话

　　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为什么每次来领导视察，却从不反映呢？老人们说，只要有人来检查，工作人员就会提前叮嘱，不许乱说，问啥都要说好。对于零花钱，杨院长和柳主任还专门嘱咐如果有领导问，就回答钱由福利院集体给管着的，要啥只要说一声，就给买了，不许我们乱说。

　　记者告诉老人，正是因为不敢说真话，才纵容了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一定要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才行。王自忍小心翼翼地笑着说：“那怎么敢呀！人家是领导，谁敢得罪他呀！”其他三个老人也表示，每次有人来视察或者捐东西，院长都是从头陪到尾，当着他的面，大家都只能说好。最后，几位老人约定，再碰到类似情况，就是不敢说真话也决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星期二吃的是上周五的馍

　　7月27日早晨8点多，记者来到福利院的院子里，除了孩子和老人，记者见到了7、8名工作人员，两名女的正在洗衣服，孩子们偷偷告诉记者，那都是她们自己家的衣服。杨盈生院长简单的问了几句就让记者去找柳主任。

　　9点多钟，开饭了，半碗混在一起的土豆和南瓜是菜，除了稀饭，孩子们手上还举着一个颜色黑黄的馒头，记者也拿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是刚出锅的馍捏在手里居然又干又硬，掰了一点放进嘴里，确实难以下咽。院子里惟一一个女孩陈向花告诉记者，这馍是上周五蒸的，已经吃了好几天了。她偷偷把记者带进厨房，只见灶台大锅的蒸笼上，还摆着十几个硬梆梆的馒头，几只苍蝇正在馍上爬来爬去，紧挨蒸笼的锅台上，一个盒子里撒着一些桔红色的东西，上面落满了死苍蝇。向花告诉记者，阿姨们因为是轮流做饭，都嫌麻烦，为图省事，所以每次蒸馍都是把好几天的一次蒸好，几乎每天的早饭都是热头天下午的剩面，有时炒菜炒一顿管好几天。

　　永远拔不完的草

　　孩子们告诉记者，虽然这里阿姨、叔叔不少，可没有人愿意干种地拔草的活，平时福利院这些活都是院长或者阿姨指挥小孩干，孩子们抱怨说，“这草好像永远也拔不完。”

　　果然，几个孩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时，张副院长进来让孩子们趁凉快，把活干了。

　　没有大人监督，孩子们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拔着草，这时，一个孩子神秘的告诉记者，阿姨们又要打麻将了，记者故意从值班室的门前路过，隐约看到一个蓝色带把麻将盒已经放到了桌子上，但不知是何原因，麻将桌最终未能支起。孩子们说，肯定是你们在，她们才不敢打了。平时她们一打起来，就是一天，有时还打到晚上呢！

　　大声哭泣的老人

　　拉完土，除了一名值班的阿姨，再没有其他人了，他们聚到电视机前，一边吃记者买来的零食，一边与记者海阔天空的聊了起来。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哭声。孩子们跑出去看了一阵回来，告诉阿姨，老人把一根绳子绞在自己脖子上。阿姨说：“你们去拉一下。”记者跟孩子们一起跑出去，老人却挥舞着拐杖不让孩子们靠近。

　　记者无奈，跑进去叫阿姨出来，阿姨看了一下，训斥老人说：“早上不是给你说了么，下午就送你回去，你闹什么闹？我给领导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来。”说完转身进了屋。老人又大哭起来。”

　　回到屋里，阿姨对记者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刚来时和你们一样也有爱心，但整天这样，实在是有些麻木了。”

　　制度只是挂在墙上

　　在《供养组服务人员岗位职责》里，记者看到职责规定：要按时给供养人员理发洗澡，拆洗被褥，换洗衣服，保持供养人员衣着干净，穿戴整齐：搞好供养人员室内卫生，家具物品摆放整齐，床铺干净平整，室内无垃圾、无灰尘、无异味。

　　而老人们住的房间，一股怪味使人有窒息的感觉。

　　据毛大爷说，供养人员的衣服床单服务人员根本就不给洗，房间卫生也靠自己打扫，服务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扫一下院子，每天做两顿饭，就这还整天抱怨。天这么热，他们想剃一下头发但院领导说没钱不给剃，孩子们身体好，打盆凉水就把澡洗了，但老年人就没有办法了，几位老人已经一年多没有洗过澡了。

　　拷问长安福利院的道德底线

　　花着国家的钱，办着社会公益事业，本该是爱心融融、如沐春风的所在，却奈何孤残儿童、孤寡老人这些本已不幸的人感受到新的苦难。记者的暗访后撕开了一道令人触目惊心的黑幕，事实冰冷不容质疑，我们在愤慨之余，不禁要大声责问，长安区福利院到底在为谁谋福利？我们痛心疾呼，爱心不容践踏，慈善不容亵渎。

　　相信在九封泪迹斑斑的求助信面前，在孩子以性命担保的文字面前，任何人的强辞夺理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作为民政局任命的福利院院长，本该是慈心善面，和蔼可亲，可亲可敬的爱心大使，而长安区福利院的院长又是如何呢？在一群孩子面前，长达五年发泄自己近乎变态的淫威，竟让一群孩子在其办公室、家中、甚至是朋友家里按摩、捶背，这种闻所未闻的行为，竟然是一个福利院院长所为。院长如此，整个福利院的工作可想而知。爱心与邪恶此消彼长，福利院还谈什么制度化管理，该发放的福利不发了，该享受的补贴没有了，饭菜发了霉，竟然还会做给孩子和老人吃，经费紧张就可以如此搪塞﹖工资低就可以不干活﹖

　　既然院长、主任都说没钱，可院长喝酒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知道在“经费紧张”、“工资低”与“院长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两种说法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也不知道院长在酒桌上觥筹交错之际，是否想到自己还是一名福利院的院长，是否想到福利院的老人和孩子们。

　　他们是一群孤残孩子，他们是几名孤寡老人，社会的爱心本该让他们感受幸福、抚平旧伤，而长安区福利院却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一个社会所应恪守的道德底线就这么在长安区福利院的极个别人手中安全崩溃了。我们真诚期待着长安区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并给那些求助于媒体的老人和孩子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爱心之士都不愿看到老人和孩子们的泪流得太久。

　　泪迹斑斑的九封求助信（摘录）

　　杨盈生，现任长安区社会福利院院长，1999年来我院工作。1999年11月某日，院长以闲聊为借口，于当晚把我和孙小奇、朱海峰（两人现已离院）等四人叫入其办公室，让我们给他捶背，捶至第二天凌晨6点钟，才让我们回去”。每次院长喝完酒后，不敢回家，就来到福利院，让我们给他捶背，有时他趁老婆不在家，还把我们叫到他家去给他捶背，甚至还叫到别人的家里给他捶，这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更可怕的是，他整日喝酒，不花自己分文，而是拿院里的钱去喝酒，喝完以后就又轮到我们遭殃了。

　　张维涛 男 19岁 入院时间 7年

　　每天下午放学回到院里吃的饭是早已“准备”好的面，已经泡成稀饭一样，而且缺盐少醋，味道让人难以下咽。最近这几年，一年四季也不买棉鞋、凉鞋。每次院长酒醉归来，就让我们给他按摩、捶背，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甚至一夜。

　　杜强 男 17岁 入院时间 7年

　　院长虐待我们，院长经常强迫我们给他捶颈椎，不管我第二天上学与否都叫我捶到凌晨。记忆最深的一次，前年冬天的一天，下着雪，他叫我和另两名同学去他家里整整给他捶了一夜。

　　答方记 男 19岁 入院时间7年

　　2004年4月某日我被院长叫去他的房子给他捶背，从8：00 一直到 11：00，由于我很困很累，就对院长说：“我想睡觉。”他却说：“捶背不细心，事还瞒（蛮）多”。所以就继续，直到他睡着了我才离开。2004年5月的某日，我院的出纳柳阿姨，把我和另一个孩子叫到她妹妹家里搬建筑垃圾，在这之前她有好几次还把我院的孩子叫去给她家里做这做那。

　　王庆 男 17岁 入院时间 7 年

　　2003年3月的一天 ，阿姨让我们每人登记鞋号，我们每次把鞋号登记后，都见不到鞋，我们身上穿的鞋不是人家大学生捐的就是我们的亲人给我们买的。

　　刘江 男 16岁 入院时间 7年

　　我们的院长叫我给他捶背，这已经是惯例了，我记得院长刚喝完酒就叫我上去，我上去以后，他就叫我给他捶背，一直到半夜，有时还捶一夜。还有时院长叫我给他买烟还要开票，烟是给他自己买的还要报账。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以事件如有半句假话我以性命担保）。

　　付明 男 16岁 入院时间 7年

　　如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院长喝了许多酒，醉了躺让我们给他捶背，轮到我了，我非常恼怒的对他说“我不捶”，院长问我捶不捶，我又说，“不捶”，院长气怒了拉过我的衣领说：你看门角搁的是啥？两节棍、锚子、棍，都是为你这“猴娃子”准备的。我没有害怕，“你能拿我咋”。院长怒了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娃都不敢说，不给我捶，你还能行的敢说“我不捶”，这一句话我想打你娃咋也把你打了。”后来，他又问你吃谁的粮？我说：吃“政府的粮”他说：“你放你妈的屁”。你吃我的粮你知道不，你是吃我的粮，你个小东西还嘴硬：你小东西在（再）嚣张把你打死看你小子还嚣张。干（赶）紧滚、干（赶）紧滚，于是我就回了房子。由于我院的伙食非常不好，我的身体是越来越虚弱，有一次，我上学把早操做完后昏了过去，医生检察（查）我的血是45，血太少，所以才贫血。

　　刘龙 男 15岁 入院时间 6年

　　2001年4月27日，我在上六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时，曾经在“五·一”放假前发了一次高烧，我给柳阿姨说我发烧，柳阿姨说给你点药，你去喝了晚上睡觉时用被子把全身盖严，明天就好了”，当我打开药时发现药都发毒（霉）了，我只好和病毒做抗争了，整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咳嗽，脸上颜色变得煞白，带班的陈叔看到我脸上颜色变得煞白，就给柳阿姨做思想工作，让给我看病，当时，财务上没钱，陈叔给值班的赵阿姨100元钱，叫她把我带到医院去看病，在医院检查了一遍，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孩子已经得了肺炎，现在发烧39度，赵阿姨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做不了主，医生就说，那就先打两瓶吊针明天再说，第二天柳阿姨就不让我去医院了，说那里花消太大院里没钱，就把我带到西街杏林珍所去打了两天吊针，开了两包中药，把烧退了。诊所医生说，你让你阿姨把你带到医院再看看，你在我们这里打两瓶吊针是没有效果的，我回来以后把医生的话给柳主任和杨院长说了，他们说你先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问过这事。

　　陈向花 女 18岁 入院时间 7年

　　“有一次院长让我给他捶背，当时是下午1：30，我们是2：00上课，我给他捶到1：45，我说我上学的时间到了，他说再捶一会，我就给他又捶了一会，到了1：50，我说我该上学了，不然就会迟到，他说：“你的老师电话是多少，我给他说一声。”，他给我的老师打电话说院里有事，让牛喜勃帮忙，一直捶到下午3点多他才让我去上学。”

　　还有一次是晚上12点多了，我们已经睡觉了，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仔细一听是院长，他好像喝醉了，在门外一边骂一边让我们开门，我就在床上一动不动，想他一会就走了，没想到他越叫声音越大，啪的一声门被踢开了，他进来灯也不开就走到我床前问我怎么不给他开门，我说我睡着了，他又问另一张床上睡的是谁，我说是刘江，他就一脚踏在刘江的肚子上去了，他一边打一边骂，然后让我把衣服穿上给他帮忙，我就起来，他先是让我把他的摩托车推回去，然后让我到他的房间去，我一去他就让我给他捶背，我一直捶到他睡着，才悄悄跑到我的房间里，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刘江还没有睡着，抱着肚子在那里哭，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他肚子痛，我安慰他说：“我们先（现）在还不能把他怎么样，等我们长大了，把他……”我没有说下去，我们都哭了。

　　牛喜勃 男 18岁 入院时间 7年

　　“我们是长安区福利院的孤儿，我们的院长杨盈生经常喝酒，喝醉了还打人，平时总是让我们给他按摩捶背，以至于不能按时上学，受到了老师的批评。”7月下旬，一个求助电话打到了本报的热线。热线员询问对方的姓名时，对方只报出了“牛孤儿”这个称呼。记者按照留下的电话打过去，请对方给找“牛孤儿”，片刻之后，一个男孩接了电话，但面对记者的询问，他却矢口否认给报社打过电话，并匆忙挂断了电话。根据男孩的口气，记者估计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隐情，果然，一个小时后，挂断电话的男孩再次把电话拨进来，他告诉记者，他确实没有给报社打过电话，但打电话的人说的问题确实都是真的。

　　7月22日中午，记者在长安广场见到了“牛孤儿”，18岁的他看上去比较瘦弱，他介绍自己叫牛喜勃，在长安区福利院住了7年了，谈到生活的情况，小伙子低下了头，沉思了片刻，他涨红了脸问：“阿姨，你真的能帮我们吗？”在给予肯定答复的同时，记者叮嘱他必须说实话，也许是这个叮嘱让小伙子觉得有些委屈，他的脸更红了，但却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阿姨，我一个人说了你肯定不能相信，你还是听我们大家一起说吧！”

　　牛喜勃与记者约定，找一个记者能进到福利院里边采访的机会，由他通知记者。告别时，他认真地说：“记者阿姨，我们的生活真的无法忍受，给喝醉酒的院长捶背、按摩、吃不好，挨骂，院里老人的日子也特别难过，你去了就知道了。”望着他的面孔，记者觉得孩子确实有很多憋在心里的话。

　　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记者的眼泪很多次都涌上了眼眶，但在陈向花的“故事”面前，泪水却再也忍不住了。

　　这几年，每次过年前，柳阿姨都会对同院阿姨说，要带她到自己家里过年。听起来似乎是件难得的美事，丰盛的年夜饭，让人开心的晚会，温暖欢乐的家庭气氛。然而事情的真实面目却叫人心寒。“每次一进柳阿姨的家，她就给我布置一大堆的活，连她家的地板都要让我趴在地上用抹布擦一遍。等全部干完，天都黑了，他们家的人却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也没有开饭的意思。我呆在那里尴尬极了，只好说想回去。柳阿姨立刻就说，那你打个车回去。但却从没给过我车钱。有一年大年三十，是个风雪交加的天气，我一路小跑跑回福利院，院里的饭也早都开过了。我的心里难过极了，觉得自己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