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周刊记者 常修泽
距离去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即《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有近一年的时间。这个决定中应该说有些闪光的东西，有一定的突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来实施。今年是贯彻落实这个决定的第一年，可以说是起步之年。步子起得怎么样？很值得关注。同时，今年上半年，又恰好赶上“加强宏观调控”，这就出了一个改革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问题。
上半年改革进程的评估
如果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可以把上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大体上归成三类。
第一类，确实有进展，有实质性动作的改革。比如关于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前几年的改革方案带有某些计划经济色彩（强调管住价格和封闭运行），现正出台的改革方案，强调“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实现购销多渠道经营，可以看出改革方案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再比如农村的税费体制，除烟叶外，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这些改革都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
第二类，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还有待于落实和深化。比如国有商业银行（建行和中行）的股份制改革，现在已形成了改革思路和方案，并已开始国有资本注资，但是还没有全面推进。此外，在今年上半年启动了二板市场，国务院还出台了加强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九条意见，其精神是很好的，但还有待于落实。
第三类，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应该在今年推出的重大改革措施没有推出。
因此，对今年上半年的改革，恐怕要做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不宜评估过高，可以说是一个有限的改革。
改革面临的新情况
第一个新情况，是关于改革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问题。前不久有人提出“改革要服从于调控”，这就把两者关系给摆得偏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曾有过“改革服从于治理整顿”，其后果和教训是深刻的。要切实摆正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从下一步的走向角度去审视，既有短期的问题，也有长期的、深层的问题。因此，在改革和调控的问题上，既要有利于日常的运行，又要有利于深层的改革。
第二个新情况，怎样评判和掌握调控的成本问题。一方面，调控有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调控也是付出了成本的，突出的问题是对民营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困难，同时对改革的推进也有一些掣肘。所以要研究这个成本，不能造成“为调控而调控，不计成本，不顾改革和发展”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
第三个新情况，从上半年暴露出的情况看，体制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这里所谓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两组问题：一组是作为调控对象、客体出现的问题，比如一些利益关系失衡的问题、经济秩序失序的问题；还有一组是作为调控主体，调控者自身出现的问题，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比如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多干预的问题、权力失去制衡问题等。从这两组主客体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运行深层的问题是个体制问题，它的病是一种“体制病”。因此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运行和宏观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改革。
改革怎么推进
首先抓住前一段宏观调控中出现的问题，深化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这里有两个侧面：一是加快国有经济调整的步伐。这方面任务很重。本来按照“有进有退”的思路是应该推动国有资本从相关领域陆续退出的，但遗憾的是，这半年加强宏观调控，不管其动机如何，从实际效果看，国有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强化，这与改革的取向是不完全吻合的，这种趋势值得特别注意。二是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应尽快拿出限制和鼓励发展的产业目录和非公有资本市场准入的标准和办法，以便解决为非公有资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次，抓住当前的机会，推动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农村制度改革。重点是产权保护制度、流转制度、补偿制度等。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这都有新的机遇。
再次，必须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作为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包括企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银行的不良信贷问题等等，应该说跟政府主导性模式有关。从前一段调控的实践来看，政府在由偏重于国有经济转向公平对待所有经济成分的问题上差距很大，反映出政府的改革滞后。同时，政府在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转变方面，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无论是从当前实际情况还是未来目标看，都需要把政府自身的改革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
还有一个很紧迫的深层次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切实搞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现在看，中国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危机是比较严重的，为了防止危机的爆发，需要抓紧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安全提供制度性保障。□
资料：
全面转型时期的改革观
文 ／ 迟福林
中国当前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更加自觉地认识和解决全面转型时期改革观的转变和发展问题。
●从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向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转变。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把改革发展的目的搞得很清楚。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要实现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利于广大人民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在改革的新阶段，只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不够的，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特定环境下，社会发展是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条件。改革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的转变。当前，多元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和利益群体初步形成，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与改革初期相比，现阶段明显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虽然人数少，但由于掌握重要权力或占有大量的财富资源，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改革决策。与此项对应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低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改革的目标、任务、手段都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要求。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转变。从短期看，公平和效率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从长期看，效率和公平是一致的，没有公平最终也不会有效率，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用公平的制度获取高效率。当前中国的公平和效率严重失衡，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效率的发挥。因此，在改革的新阶段要认真解决好公平问题。目前解决公平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再分配领域，政府要运用再分配的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向城乡一元制度转变。当前，中国统筹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是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解决协调发展的关键，取决于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从现实情况看，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建国50多年来，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如农民的土地不断被侵占，广大农民长期不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从经济体制改革向包括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改革的转变。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还要看到，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滞后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最终必然会严重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结构性改革的特性开始凸显。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已成为越来越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重要的改革任务。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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