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福州8月2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李舒、吴亮）

　　“真的希望儿子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叫我一声爸爸！”30多岁的云南汉子李启方站在记者面前时，眼眶里已是含满了泪水。

　　李启方是昆明市众多失踪儿童父亲中的普通一员，他4岁的儿子李升2002年3月14日在昆明市周家营自家门口丢失后，至今没有音讯。2年多来，为寻找儿子，李启方耗资4万余元，走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又寻访到儿童拐卖较为严重的云南昭通市、会泽县等地，甚至不远千里赶到福建、山东寻子，行程一万多里。

　　寻子过程中，他细心地联合起近200名失踪儿童的家长，发起了“寻子联盟”，甚至协助警方打掉了一个贩婴团伙，但是至今儿子依旧没有下落。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他时，这位高原汉子流着眼泪向记者讲述了他寻子的850个昼夜。

　　“我是云南宣威人，在昆明做火腿生意，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带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16时左右，我发现在门口玩耍的儿子不见了，找了10多分钟没找到。我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拨打了110报警，当时没有警察到现场，也没人向我询问笔录。我于是发动朋友邻居帮忙找，大家带着孩子的照片和手写的寻人启事，到火车站、汽车站询问堵截，但都没有结果。21时，我到新迎派出所报案，当时警察没有给我报案三联单。当天夜里近24时，‘110警察才到，让我填表做了记录。”

　　“贴出去数千份寻人启事后，我接到一个‘31开头的电话，告诉我要找孩子往曲靖方向走。我老家是宣威的，从曲靖出省的火车都要经过宣威火车站，我发动了20多名家中的亲戚，对过往火车的每一节车厢进行搜查，搜了半个多月，一无所获。”

　　“后来我开始注意大街上的寻人启事，看到有儿童失踪的，我就抄下他们父母的地址和联系电话，逐渐和他们联系上后，哪里一有消息，我们就共同去找。”

　　“在和其他家长交流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没有报案三联单就意味着派出所没有立案，于是和七八家没有‘三联单的家长一起到新迎派出所索要。一名警察说，我说立案就立案了，要什么凭证！在我们近200户的‘寻子联盟中，一开始大概只有50多家有报案三联单。”

　　“4月5日，我和曹德才（他的儿子曹韵磊2002年3月19日丢失）打听到会泽县偷孩子的很多，于是前往会泽找孩子。到会泽县罗布谷镇后，我们打听到以肖玉凤为首的贩婴集团，当时肖家还有2个被拐的小孩，我们不敢惊动当地派出所，害怕地方保护。我跑回昆明向市公安局打拐办反映了情况，当天2名警察和我一起去了会泽，抓住了肖玉凤，解救了2名儿童。肖玉凤交代她贩卖了12名儿童，她姐姐张金翠贩卖了7名儿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摸到，当地的公安为什么不知道？”

　　“5月，我打听到肖玉凤说拐来的孩子多数卖到了福建省安溪县，于是我坐火车经过郑州来到福建。在安溪县，我一个村一个村地找，找了27天，想看见自己的孩子从哪家人的屋子里跑出来，但是没有结果。7月20日，听说山东梁山县被拐儿童较多，我和妻子又去梁山找了20天，也没有结果。我就有些绝望了，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公安部门。”

　　“9月14日，我在昆明市公安局遇到了吕又敏（女儿吕珊妮丢失），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只要看到寻人启事说哪家丢了孩子，我们就去询问情况，逐渐有意识地搜集昆明市失踪儿童的资料。”

　　“在我们这些失踪孩子家长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大家一起组织起‘寻子联盟，大家发现儿童丢失的数目增加得很快。旧案件没了结，新案件又发生了，我们慌了，多次到市公安局打拐办、官渡公安分局、案发地派出所、省公安厅打拐办、督察办、妇联等部门，要求严厉打击拐卖儿童。”

　　“10月8日，昆明市公安局成立‘10·8专案组，承诺要解救60％的被拐儿童，我们都很振奋，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到12月底，媒体公布说解救了63名儿童，我们高兴坏了，到昆明市公安局要求看看被解救的孩子，遭到拒绝，最后只在官渡分局看到了8个小孩！今年看报纸说解救了9名孩子，我们又去看，却只有5个孩子的照片，公安人员说先认照片，认准了再领孩子。”

　　“我们很多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干一天活吃一天饭，为了找孩子，很多人都倾家荡产了，有些找孩子的家长一天只吃一盒方便面，我们住在最便宜的旅馆里，有时好几个人挤一间。”

　　“由于我们的文化素质低，还有部分孩子是超生的，很多民工不敢报警，有的报了警又没立案，还有人找孩子找得倾家荡产后离开昆明了，再也联系不上。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这些丢失子女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