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最大的镇”———景德镇的人民很搓火。为啥？4月12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将“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了广东潮州。

　　人们对在房间里戴着帽子的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就是：“你的帽子是租来的？”“中国瓷都”这顶“帽子”是出租还是免费赠与，人们不得而知。不过，6月17日，潮州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大型商会上，还真就把“中国瓷都———潮州”的“帽子”戴到了自己头上。据说，闻此消息后，“一时间，景德镇的陶瓷工作者愤怒了。”

　　潮州忙不迭“戴帽”，景德镇“一时间”愤怒，都不是无缘故的。这说明“瓷都”的“帽子”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个价值是无形的。可是，在市场上，无形的价值可以转换成不可“斗量”的实际价值。为什么“此时无形胜有形”？说得直白些，就是因为这个无形价值实则为可以纵横市场的通行证———信用。

　　那么，信用出自哪里，又所为何来？信用，是市场主体进行交易的基础。市场主体所具有的信用度的大小，来自其市场交易的记录及其累加。市场信用度大的主体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先机”占据有利位置，可以为交易双方节约不菲的交易成本。但是，无论如何，市场的信用只能在市场交易中“赢”得；拥有还是失去信用，与市场交易主体以外的组织或机构没有任何关联。这与在管制经济下由管制机构通过命令和调拨来取代谈判和交易、通过命名和授予来替代竞争和信用的做法决然不同。

　　自然，我们也知道，转型中的社会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而后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去条分缕析一番。但是，我们还知道，所谓转型也并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转个向。就说“瓷都”，谁都知道那是个产业的、文化的、历史的等多维人文概念，什么时候“转型”成了单一的产值、甚或出口贸易值的概念了呢？退而言之，就算产值成了多维之尊，“瓷都”之名也该算是个公共资源，这个资源如何配置，难道不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吗？

　　在此，我们不去探讨分配这个资源的机构有无权力这样做，且这种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存在的必要，就算该类机构从其换“牌”前的机构那里继承了某种权力，就算“瓷都”是单一的产值概念，该类机构也不能再像在管制经济下那样把“瓷都”予取予分了。当然，政府之类的权力同样意味着信用，但此信用是政治公共领域里的信用，与市场经济中的彼信用是完全不同的，二者既不可换算，更不可交换。把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信用耗费在市场的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这不正是政治经济学对寻租的典型定义么！由此，我们的信用之用的转型不到位，会迟滞整个社会的转型，会给正在发育中的市场带来无所适从的混乱。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以自己的年号将昌河南岸的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一说英语China（瓷器，中国）的发音，就来自景德镇方言“昌南”的发音。以我在景德镇的耳闻，二者在发音上极为相似是不容置疑的。其实，正在准备庆祝建“都”千年的景德镇，大可不必为其他地方被授予“瓷都”而捶胸顿足、自乱阵脚。那些能够被什么机构授予的“瓷都”，无非就是外面糊上了烫着几个铜色汉字的红布面、可以两折对齐的一块硬纸壳，最多再加上一块写着“中国瓷都”四个字的薄铜片而已。然而，纵使这些机构的权力再大，还能够大到改人家乡音、修人家地方志的地步？

　　听说就是因为这“硬纸壳”和“薄铜片”的诞生，景德镇竟要组律师团去和“授予机构”打什么“名誉”官司。实际上，这种官司，除了把政治性、服务性、公益性的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涉合理化以外，除了把自己塑造成一出笑剧中的某个角色以外，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说到底，潮州瓷业的大发展是干出来，不是靠举“硬纸壳”举出来、靠挂“薄铜片”挂出来的。同样，考古者在古丝绸之路的大漠中发掘出的不是卫生间冲水洁具，探险者在南中国海的沉船上打捞出的不是暗花壁砖，索斯比和嘉德拍卖行拍品名录上那些价值连城的瓷品也绝不会是仿大理石面的防滑地砖……明此道理，景德镇人何怒之有？那种人们啧啧称奇的稀世珍品，那份珍藏在人们心底的神圣荣耀，岂是什么机构能够“授予”的，岂是打什么官司能够打出来的？

　　当然，有人说景德镇只有快马加鞭，才能不负千年瓷都的传承。以我所见，此言极是。但这与“瓷都”“授予”的问题是两码事，二者不应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