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标租户拥有房产权却没有地方住，记者调查标租房腾退过程

　　引子

　　“房子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这辈子为房子受尽了折磨，我希望我们这代人的遭遇永远成为历史。”一位60岁的标租户这样对记者说。

　　她为了找回她的房子，从“文革”后期到2003年，先后打过四次官司，甚至付出了母亲的生命。她在电话里哽咽着说自己再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我们尊重了她的选择。

　　“在这个围绕房子而产生的半个世纪的纠葛中，起于政府行为，也应当由政府行为来解决。如果这段纠葛没有解决好或者不予解决，现代的人们有理由怀疑现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有理由担心历史是否会重复。”全国十佳律师之一高智晟说。

　　■相关文件

　　承租人有住房应无条件搬出

　　200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施<关于解决本市按照标准租金出租私有房屋问题的若干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标准租私房承租户的认定，以本市落实私房政策时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带户发还产权的清册、历次调租的清册为依据。

　　●标准租私房承租人在他处另有已购住房包括已购公房、经济适用住房、商品房、房改危改安置房或其他住房，将上述住房产权变卖的及已领取拆迁补偿款尚未购房的，应将该承租人视为他处另有住房。……

　　●标准租私房承租人已迁居他处（他处另有住房），家庭其他成员仍在标准租私房内居住，租赁合同未变更的，应无条件搬出；承租人户籍迁出北京，共居人未与产权人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按《若干意见》第三条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共居人是指与标准租私房承租人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者。

　　花了15年要回一间房

　　案例1

　　人物：刘文林

　　住址：西城区宫门口四条52号

　　腾退过程：1980年购买，12间房带着8个承租人。15年才要回一间房，目前，还有两户需要腾出。

　　刘文林买了12间房却没地方住

　　“从买了那所房子到现在，我的心就一直揪着。”每每提起自己的房子，74岁的刘文林就不住劲儿地长嘘短叹。

　　刘文林的房子是1980年购买的，总共12间，当时的价格是1500元。刘文林说，要不是在北京实在没有住处，她根本不会想到买房。

　　1979年底，随丈夫去河北省“支商”的刘文林，因丈夫去世，回到北京。那时，孩子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家里却没有房子。就在1980年，学生告诉刘文林，白塔寺附近有一个小院，刚刚落实政策，带户发还了产权，房主有意出售，但条件是带房客。

　　当时院子里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房客。

　　“当时，大儿子正等着结婚。就是认为这两间房能腾，我才买下这个小院。”

　　之后的几年，房价涨得很快。购买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房子的过户手续迟迟没有完成。虽然，刘文林早在交1500元时已和房主达成了协议，但由于未过户，房子的产权依然存在归属争议。

　　经过几次起诉，一直到1992年，房屋的产权终于得到确定，此时这座小院才算真正属于刘文林。

　　在产权未得到确定的日子里，刘文林住过很多地方：学生提供的房子、儿媳分下的房子、外语大学的学生公寓等等。但在此后的5年中，刘文林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要因为房子问题起诉一户承租人。

　　15年要回一间房子直到1996年，3户承租人都是通过“过堂”的方式最终腾退了房屋。

　　“其他的不说，单单说调查取证，就费了牛劲。”回忆起其中的一户房客，刘文林说，那次取证艰难真是难以想象。

　　刘文林说，那户房客是一对大学生夫妇。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房子一度空了2年。2年后，房子终于又有人住了，不过却不是那对大学生夫妇。1995年，距刘文林买下这个小院已经过了15年，而那时她才仅仅收回了一户承租人的一间房屋。

　　刘文林四处打听，得知这户大学生的妻子已分了一间房子。后又得知，那间房子也已经出租他人。刘文林推测，这对夫妻一定还有住所，于是决定起诉他们，要求腾房。

　　可是要起诉，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这对夫妻。已经9年没有见过面的人到哪里去找？花了几年功夫，刘文林才找到这户承租人本人的确切住址。1995年，她起诉了这户承租人，并收回了这一间房子。

　　承租人突然离婚，刘文林打输官司

　　但有时即使证据确凿，要收回房子，仍然很困难。

　　例如1997年的那桩官司，这已经是刘文林和房客之间的第四起诉讼了。她请了律师为自己调查取证，之后又亲自调查，确定承租人的确有一处住房。律师认为这桩诉讼胜券在握。

　　但就在他们起诉的第二天，房客夫妻忽然离婚了。承租人原来的房子分给了对方，而刘文林院子里的房子成了承租人的惟一住房。

　　最终，因为这场突然的离婚案，刘文林败诉了。直到后来的针对文物保护区的政策———【2001】87号令下来了，刘文林的小院恰恰就在白塔寺文保区内。

　　刘文林终于有了些笑容。

　　邻居和刘文林家产生了一些隔阂

　　“我原来想，自己活到75岁也就差不多了。之后，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现在看来，我还得再活几年，我的工作还没完呢！”话语间，老人略略有些伤感，“不过现在看来，彻底腾退应该不会太远了。这次政府是下大决心了。”刘文林用食指抹了一下眼角，眼睛里又焕发出满是希望的光彩。

　　就在本次采访进行期间，又一名承租人赵启芳腾退了刘文林的标租房。这样，刘文林的小院就只剩下两户承租人还未腾退房屋。记者找到这两户尚未腾退的承租人。

　　其中的一位88岁的房屋承租人已经于今年过世，记者采访时见到了老人的遗孀———一位83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老太太的女儿说，母亲最近也一直在为房子的事发愁。

　　另一户承租人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显然多年的官司已经让他们和刘文林家产生了一些隔阂，他们称，对于腾退和有关房子的问题他们不想说太多，要谈就必须当着标租落办的面儿谈。

　　案例2

　　人物：王勇

　　住址：东城区合作巷11号

　　腾退过程：1984年代户发还产权，9间房住满了人。1994年，王勇家收回了第一间承租房。目前院子里还有惟一一户承租户。

　　9间房住满房客取消私产风潮中，王勇一家被迫离开祖屋

　　东城区合作巷11号院是王勇家里的祖产，自从家里1951年将房子买下之后，王勇的一大家子人就都住在这里。

　　“当时住在这里的有老太太（老祖宗）、父亲、大爷、两个姑姑还有几个亲戚。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王勇说。

　　1956年，公私合营。1966年取消私产的风潮中，王勇家和许多私房房主家一样受到了冲击。被红卫兵抄家之后，老太太成为了重点批斗对象，一大把年纪的老人在小院里公开让人批斗之后，又被要求每天清扫街道。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勇一家人离开的自己的祖屋，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大兴老家。

　　1984年，政府找到了王勇的父亲和姑姑，告诉他们落实政策的消息。之后，王勇家的房屋便带户发还了产权。

　　九间房住满了房客，小院变得面目全非

　　这时的小院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初的面貌：院子的大门没有了，原来130平方米的小院只剩下1米多宽的小过道，自建房、洗澡棚、煤棚塞满了小院的各个角落。和当时的很多私房一样，9间房子里全都住着房客，承租人共有6人。产权收回来了，可王勇一家人依然无法住进小院。

　　10年之后，一位年长的承租人去世，加之老人本是孤老，王勇家才将老人的房子收回。不久，王勇一家人搬进了这间9.5平方米的房子。经过调查、取证，王勇发现大多数承租户并非无房户，很多人都在单位享受过福利分房待遇。

　　平日客气的邻居，不得不对簿公堂

　　无奈之下，王勇只好拿起了法律武器，起诉承租人。

　　平日里都是和和气气的邻居，上法庭对房主和房客之间关系必然是残酷的，但也是无奈之举。通过审判，王勇第一次运用法律手段收回了自己的房屋。

　　房屋在陆陆继继腾退，但有的房屋仍难腾退。

　　“最后剩下的，就是最难解决的。”在王勇的院子里，还有一户特殊的住户———一对同名同姓的夫妻，两人都叫邹郡（化名），其中的丈夫同时也是合作巷11号私房的承租人之一。

　　王勇说，如果从发还产权时的原始承租人算起，男邹郡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男邹郡结婚后，妻子也住进了小院。可是据王勇后来的调查，女邹郡的户口一直没有落入小院，落户进来的是其父和其弟，可是二人却并未来此居住。后来有了孩子，孩子的户口也不在小院。

　　几年前，男邹郡去世，女邹郡以承租合同上名字相同为理由，认为自己就是承租人。

　　目前，此事依然处于搁置状态，究竟最后以何种方式解决，王勇也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