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殖医学领域,一直存在着严肃与非严肃行医方式之争。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应禄告诉记者:“过去我们的斗争对象是‘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现在恐怕要转移到‘电视医院了’。”
他说的“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是指无照游医乱贴广告招揽病人的情况,而“电视医院”,就是指越来越普遍的医院做电视广告吸引患者的现象。
近年来,伴随着至少20多家卫星电视台和更多的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自称是国内专业医治不孕不育症“超级航母”的北京新兴医院,其名字正为越来越多的不孕不育夫妇和他们的亲属所熟悉。
作为北京新兴医院的形象代言人,著名演员唐国强在电视上高频率的露面和说辞,也让越来越多的不孕症患者坚信,新兴医院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
许多不孕症患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部由歌星解晓东主演的电视短剧。该剧以北京新兴医院为背景,讲述女主人公因为不能生育而经历的悲欢。剧情高潮处,新兴医院使她喜得贵子。谢晓东在剧末说:“新兴医院挽救了这个家庭。”
“最高”、“全面”、“所有”、“都能”无疑是其关键词。但就在北京新兴医院“神话”广为传播的时候,有关这家医院的举报信也陆续寄到了记者的手中。
“在国际上都不可治疗的病,这家医院却来者不拒,一下开出一两万块钱的口服药,这只能说明它在骗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传统秘方“包治百病”
2004年7月初,按照北京新兴医院广告上所留电话号码,记者以患者的身份,4次致电该院咨询有关医疗事宜。虽然每次接听电话者不同,但语气和内容几近一致。
第一次打过去,一位自称“兰大夫”的女士接了电话。记者称自己结婚4年,妻子输卵管畸形,先天性不通,想问新兴医院能否治好。
对于这一问题,语气温柔的“兰大夫”始终未予正面回答,只是竭力劝说记者一定要到新兴医院来看看。“我们医院的每位专家都是国内最好的,还有传统秘方。”“兰大夫”说。
不久,新兴医院一位自称“郭大夫”的女士接到了记者的第二个“咨询”电话。这一次,记者声称自己患有先天性睾丸功能不全,睾丸萎缩,只有花生米大小,根本没有精子。对于记者的咨询,“郭大夫”用和“兰大夫”几乎一样的口气,力劝记者去新兴医院看病。
第三次和第四次,记者以“精原细胞发育障碍”和“染色体异常”为病因,向北京新兴医院电话咨询两次,得到了相同的答复。
但中国著名男科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辛忠诚教授告诉记者,上述4种病症“全是当今世界医疗界公认不可治疗的”。
他说,目前世界上关于不孕不育的定义一般是:夫妻双方未采取避孕措施且有规律性生活一年未怀孕。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率为育龄已婚夫妇的15%,男女原因各占一半,其中还有40%的病因不明。郭应禄院士说:“那些先天性功能不全或者后天结构萎缩的根本无法治疗。”
“在国际上都不可治疗的病,这家医院却来者不拒,一下开出一两万块钱的口服药,这只能说明它在骗人。”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在新兴医院的介绍资料和网页上,刊登着“近年来成功治愈数万患者”、“实现了极高的治愈率”的文字。但却始终找不到具体的治愈率或有效率的数据。
拒绝提供院长电话
在新兴医院的介绍资料和网页上,刊登着发表在各大媒体上的宣传医院业绩的长篇文章,上面有“近年来成功治愈数万患者”、“实现了极高的治愈率”的文字。但令记者感到困惑的是,却始终找不到具体的治愈率或有效率的数据。
7月27日中午,记者3次拨打新兴医院咨询电话,希望联系院方进行采访。3次接听电话的人各不相同。但当记者提到想就国内生殖医学发展状况采访新兴医院,希望他们将主管宣传或者主管不孕不育治疗的副院长的电话告诉记者时,但他们都“警惕”地拒绝提供。
实在不行,记者退而求其次,要求只提供传真号码。记者希望对方在收到记者传来的采访请求后,转交医院领导。但是对方也不提供,却要求记者发特快专递到医院。她问:“你是在北京吧?”记者回答:“是。”她说:“那你还是发特快专递吧。”
卫生部中医司原司长、国家中医管理局原副局长田景福现在担任新兴医院顾问。田老告诉记者,新兴医院的日门诊量多达700人。据此推算,新兴医院一年接待的门诊患者应超过25万人。
新兴医院建院已有13年,从1999年改制、朱明出任院长算起,至今也已5年。根据其宣传资料自称“5年时光,已使数万个沉寂多年的家庭迎来了婴儿动人的啼哭声”,对照门诊量作一推算,治愈率约略可知。
令这对夫妇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大夫再没有说什么,药方子却由小护士开好了。“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所有同类病的药方子都是固定的。”
带多少钱开多少药
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司机阿米阿买提也是一名不孕症患者,当地医生给出的诊断表明,他的病情十分复杂:精子成活率很低且有畸形,外加附睾炎、鞘膜积液、慢性前列腺炎等多种病。结婚4年来,阿米阿买提几乎跑遍了乌鲁木齐市的大小医院。
在对北京新兴医院的电话咨询中,阿米阿买提的妻子一再追问能否看好。咨询小姐则强调能够治疗,并要求他们“尽快过来”。
6月29日,阿米阿买提夫妇来到了北京新兴医院。经检查后,一位名叫赵志新的大夫只是给阿米阿买提号了一下脉,就对身边的小护士说:“多开些药!”
令这对夫妇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大夫再没有说什么,药方子却由小护士开好了。“小护士都会开中药方子,要大夫干什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所有同类病的药方子都是固定的。”他们告诉记者。
阿米阿买提的妻子看到5800元的药费单产生了怀疑,她声称自己没有带钱,提出先拿走方子,第二天再来取药,遭到了断然拒绝。小护士说,必须取药才能给方子,否则,再来的话就得再挂100元钱的号。
夫妇俩找到大夫商量,不料赵大夫说:“你们带多少钱,我开多少药。”一番讨价还价后,夫妇俩买了一星期的药,花掉667元。
比阿米阿买提更不幸的是来自天津的患者张敏。2003年,被诊断为输卵管畸形的张敏在电视上看到了唐国强为北京新兴医院做的广告,就向医院打电话咨询了3次。每一次咨询,接电话的女士都说她的病很常见,“吃3个月药保准能怀上孩子。”2004年2月,张敏来到了北京新兴医院,挂了一位名叫“张吉正”的专家号。
张敏告诉记者,当时,她再三问张大夫3个月能不能好,专家都说没有问题。为此,她一咬牙开了3个月的药,花费1万多元。
两个月的疗程过去后,张敏一点感觉也没有,便于5月份再次来到北京新兴医院。
这一次,专家的口气变了,他们称自己从来没有许诺过3个月能好,还说3个月只是一个疗程,如果没有治好就继续吃药。
药吃完了,张敏却丝毫没有怀孕的迹象。为了那3个月的治疗,张敏花去了全家一年的收入,她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再继续吃下去,只好放弃治疗。
北京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一直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
专科大夫进院暗访
对于像张敏之类的患者,正在北京某著名医院进修的泌尿科大夫武传伟很是同情。武经常收治这样的病人──他们在新兴医院花光了钱,病却没有治好,迫不得已又来到了武所在的这家权威医院。
在反复听到有关北京新兴医院的事情后,武传伟多次以患者的身份前往新兴医院暗访。武发现,北京新兴医院除了挂号费、检查费、药费高昂以外,中医所尊崇的“辨证施治”、“因人而异”方针,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几个输卵管不通的病例,北京新兴医院使用的药方竟然雷同。
据武传伟分析,北京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一直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吃得越多,医院挣得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这时候,医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弃治疗”为由推卸责任。
武传伟认为,北京新兴医院最大的问题是违反科学常理看病。一些根本看不好的病,医院还是收治不误,照常成千上万元地开药。
“北京新兴医院正是利用了中国人对中医的迷信。前来看病的基本上是外地人,而且很多人认为这种病丢人,即使上当也不愿意打官司。”武传伟说。
那么,新兴医院治病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医院的宣传资料是这样介绍的:专家们还在祖国传统医学的基础上,从上千种动植物药中精选出上百种对治疗不孕不育有特效的药物,研制出新一代治疗不孕不育症的新药──“补肾养血颗粒”及对症治疗的9种内部制剂。
由此,尽管导致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千差万别,但北京新兴医院的专家们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破解不孕不育密码”的“金钥匙”,“走在了世界最前沿”。
记者咨询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认为,中医治疗不孕不育有一定疗效,但绝对不能夸大,比如,如果是先天基因就有问题,哪怕吃一万服中药,也是补救不过来的。
卫生部门检查了药房,发现这个药房用很大的秤像称粮食一样称药,连中药房最必需的戥子都没有。
学西医的“中医专家”
一位患者说,每个人看到北京新兴医院在宣传资料上对专家的介绍时,都会激动。因为资料上的专家不是出自中医世家、拥有秘方,就是学贯中西医、全国一流。但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新兴医院的宣传资料上,关于不孕不育诊疗中心副主任高雅儒的文字介绍是:
“1941年出生于中医世家,从事中医内、外、妇、儿科等疑难杂症的治疗近40年,先后在解放军四○一、八一八等大型医院工作,尤其擅长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独到医学理论,在治疗手段上居国内领先水平。曾因此被邀请赴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进行大型学术交流,并主持援外医疗工作……”
但在2001年2月26日,新华社“新华视点”的一篇报道却这样记载:“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卫生局在现场检查时,勒令北京新兴医院停业整顿,原因是群众举报,这里有声称专治不孕症而且‘有效率极高’的‘送子观音’。”
“参加检查的中医局专家问:你给人开中药,底方的基础是哪几味药?”“号称‘送子观音’的高雅儒竟回答不上来。”
报道称,卫生部门检查了为她配药的药房,发现这个药房用很大的秤像称粮食一样称药,连中药房最必需的戥子都没有。最后才知道,这位“送子观音”曾是北京一家企业医院的主治医师,只学过西医。
2000年9月,新兴医院就曾因为超范围经营、自制的“助孕一号”和“助孕二号”院内制剂不符合内部制剂规范、私抬药价等问题,被北京市卫生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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