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看了鸡西市谎言骗中央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大胆，太大胆，怎么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中央？笔者也感到很奇怪，在总理多次批示追查真相的情况下，鸡西的官员为什么如此不理性呢？

　　不过，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人的选择，都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在选择多和少之间，会选择多，在选择好和坏之间，选择好，即使实际选择结果并不是多，也不是好。而有人之所以选择在外人看来是不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当时的约束条件下依然是最优的选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鸡西官员的三轮选择：第一轮，当夏家骏的调查结果通过信访转到鸡西市，当地有两个选择，A：隐瞒问题，B：说真话，解决问题。结果鸡西的官员选择A，其原因大概是，如果选择B，说了真话，就不得不去解决问题，不过有那么多的债务，又不可能马上解决问题，选择B无疑是自找苦吃。所以选择A。隐瞒问题能否成功，可能是基于如下判断：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有很大的成功概率，上面通过正常行政信访渠道来的信息只是说“要求当地研究处理”，力度不大，以往经历大概也表明，置之不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而如果不隐瞒问题，那是自找苦吃。显然，第一轮的选择是非常轻松的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不过，鸡西的官员没有想到，这次选择的约束条件变了，成功的概率也大大下降，其变化是在常规的行政性信息沟通机制之外，有了体制外的信息沟通机制。首先，上访信息不是通过常规行政机制上传，而是受害者通过他们偶然遇到的、人称“夏青天”的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上传；其次，他们没有料到，受害者会再次找到“夏青天”，而“夏青天”则会直接通过全国政协机要局给总理写信，直接向总理报告真相。总理看到夏家骏的报告首次批示，要求建设部、监察部介入，并在“两会”开会期间交给黑龙江省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当即批示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小组，调查此事。

　　这时，鸡西的官员进入了第二轮选择，还是两个选择：A：继续隐瞒问题，B：说真话，交代问题，并解决问题。显然，第二轮选择B，不仅与第一次一样难以解决问题，而且还罪加一等，即承认了上次欺骗中央。而选择A，还有努力的希望，至少在现在的复杂关系网和复杂的行政运作程序中，还有回旋的余地。所以，鸡西的官员还是继续选择A。这看来是有些不理性的选择，恰恰是当时条件下最理性的选择。不过，此次选择对鸡西的官员来说并不轻松。他们不得不同时开始为进一步的欺骗工作进行运作。

　　欺骗省委省政府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央，总理第二次批示，转给夏家骏阅，夏家骏根据自己的调查对虚假报告逐条批驳，总理见到夏家骏的报告后第三次批示，要求中央有关机关派人到黑龙江检查落实。于是，国务院建设部、监察部等部委组成“检查落实组”奔赴鸡西督查，在中央小组的督查下，拖欠民工的工资款大部分发放到民工手中。但工程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即将开展的第三轮选择当中，鸡西官员的第三轮选择，到底是A，还是B？这依然取决于进一步的约束条件。逻辑推理是，只要他们没有到不得不选择B的地步，就会继续选择A。而要让他们选择B，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中央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严厉督查，直到问题解决。

　　据此，我们可以相信，由于政协常委夏家骏在中央与民间之间的信息沟通的不懈努力，更由于总理的多次批示，以及中央各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严厉督查，可以相信鸡西官员最终虽然由于选择的路径依赖倾向于一直坚持选择A，最后也不得不逐步让步，选择B，也就是配合中央督查，解决存在的问题。

　　鸡西的问题解决了，但地方骗中央的问题是否都会得到解决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去思考地方骗中央成功的原因，并从制度上来思考解决地方欺骗中央的问题解决方案。当然，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一言以蔽之，从长远来说，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从短期来看，着重各级政府自身建设，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加强民主决策，改革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