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 忠 源

　　【编者按】

　　自何时始，十年寒窗名题金榜，成为天下莘莘学子不倦的追求？且不说学而优则仕的功名铺就了多少白屋公卿的锦途；也不说计划经济的学府高墙隐藏着多少金饭碗的窃喜；更不要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承载了多少强国的厚望……仅一句“知识改变命运”，就足以让多少贫家子弟对大学的渴望变成激情的狂想。

　　20余年的改革开放，神州大地走出了多少灿若星辰的时代骄子！他们一腔热血，豪情万丈，在时代的激流中大显身手，推拥着中国的前行……然而，又有多少人如流星一般，一闪即逝，消失在茫茫夜空！是世事的艰难使他们无所作为？还是幼稚的羔羊一走出象牙塔便顿失江郎才气？

　　峰回路转，时过境迁。一夜之间，“大学生—天子骄子”，那个历史上曾经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名词，在市场经济的风雨中，黯然失色。有的怨天尤人，感慨生不逢时；有的苦苦冲撞，感喟沉浮不能自已……“毕业即失业”，不仅是曾为“天之骄子”的悲愤，也是政府和社会的一大痛疾。

　　北京卓达大学校长杨卓舒面无表情地说：“大学生不是人才。”

　　这句冰冷的论断，一语道破了我们久抑胸中的万千心绪，它不仅让大学生们凄惶的心情如雪上加霜，更让我们的心头块垒沉郁，但抑或这是冲破现实暗淡的曙光……

　　记者：毕业即失业，不仅是曾为天之骄子的悲愤，也是政府和社会的一大痛疾。高知人群的就业危机日益严重，既是人才浪费，又是社会隐忧。这会影响你投资教育的态度吗？

　　杨卓舒：不会。越是这样我们的机会越多，社会就越需要我们来办学，造成不好就业的原因有四个：一、教育制度，不展开说了，包括意识形态的灌输，学生的知识模块组合不合理，学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二、全社会错误心态，包括你说的天之骄子，天之骄子是成吉思汗之类的人物。天有多少骄子？大学生根本不是什么天之骄子，若再讲骄子，就成了娇生惯养之子；大学生不是人才，还不仅仅因为大学只是给你一种机会，把你领入一个新的境界，需要毕业以后在相关专业领域再丰富完善自己的技能，正式上岗你才能成为人才，否则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三、我们国家教育和市场相脱离。所以我说大学就是加工厂，学生就是商品，加工得好就卖个好价，加工不好就没有人要，于是你就要按照市场需求去锻造。我们国家教育和市场相脱离，并不是不需要大学生；四、国家就业形势整体情况，我们的统计数字有假。经济危机和失业率的高升是经济学、统计学中必不可少的数据，我们现在是经济增长一路挺进，但是就业非常艰难。你看人才市场，有时几万人，多是哄去的，都一本正经地填表，但是极少录用，至于你没有上岗是你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就业艰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我坚信我这种理念，把学生视为商品，这样是为学生负责，也是为社会负责，这才更有作为。教育部对卓达大学两次进行评估，一次是七条，一次是九条，其中有三条不能给任何人，只能给予卓达，就是因为我们有独特的办学方法和办学模式，所以我们将继续发展，继续扩大规模，北京卓达大学今年的招生率就比较高。

　　记者：关于“大学生不是人才”这个问题希望你能展开讲一下。

　　杨卓舒：大学生不是人才，一是由人才的标准决定的，二是由大学学业过程来决定的。从学业过程终结到人才应用开始，中间还应该有这么一段：这一段是专业化的过程，是实践能力的增长过程。如果在大学里能够把这一段完成，大学生毕业就是人才，问题是我们的传统教育没有完成这一段。这就好像一个科研产品，完成了创意，然后是研发、小试、中试，中试之后还不行，中试之后还要进入正式生产，如果没有中试过程，一切都是不稳定、不确切的。要准确地说，我们国家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大学生不是人才，因为我们国家的传统教育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用，是为了考，教学模块、知识组合、教学方法包括考试方法、实践方法，一切都是应付考。学校培养学生的时候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学生到社会上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用人是为了组织团队出去考试。所以，我们的学生和社会需求中间有一个过程断板。我讲“大学生不是人才”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大学生、教育界、社会本身清醒地认识到中间这块断板怎么办？谁来完成？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教育和其终极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学生到社会上要谋生，企业用人是为了谋事，谋事是为了谋利。大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都是围绕考来完成，考是考不出效益和成就的。

　　记者：断板的缺位是什么呢？

　　杨卓舒：中间缺四样东西：

　　一个是缺优良品格。这种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只要你想做，不需要付太大的代价，忠诚、勤勉、进取、终生学习的能力等，这是第一。这些我们传统应试教育给予不了，既然考试重于一切，学生一切则为了考，忠诚怎么考？勤勉、进取、节俭、吃苦耐劳等怎么考？这在我们学校属于德育过程，这是我们政治教育的失败，付出代价实在太大了。多少贪官？多少贪官出自大学生？

　　第二个是实践。我们的实践是放在大学三年半，包括抄袭论文，千万论文一大抄，等到实践中发现自己适应不了社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可能去重读。所以中国大学的实践和西方教育、现代社会教育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小学净逃学，不会汉语拼音，但是我书读得极多，什么都没耽误；我儿子在国外读书，净放假，但我们这40岁的博士、企业家做不了的论文，他们十八九岁的孩子就开始做了，那才是真本事。中国的学生实践能力非常差，这种教育组合没把实践当一回事。

　　三是知识模块非常不合理。学中文的不会写文章。学文第一功用是写，文章是学文的最高成就，所有的知识都涵盖在内了，离开写文章，文还有什么用呢？但是现在的教学教出来的中文学生不会写文章。一所好大学，本科四年，一般是2650个学时，但四年时间，外语360个课时，仅占据了5%，这对于必须有语言环境的外语来说是绝对不够用的。而一些所谓教育权威编了本书都顽强地把自己的东西塞了进去。学经济管理的，统计、产权产籍等占了近百个学时，有什么用？搞专业，远远不够，搞管理，有2个学时常识就够了。模块非常不合理，主轴线不明确，搭配的相关学科组合的也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就是远离社会。其中还有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东西，就是教材。我们现在编写的大学教材，是近五年来的知识积累，需要有两年时间才能到大学，这就是七年前的知识，大学再读四年，这就是十一年前的东西，怎么能赶得上社会进步？所以，哈佛商学院绝不把学生限制在书本上。如果你想让学生跟上飞速发展的社会，适应社会，完全靠教材是不行的。教材的编写来不及更新，这是基础问题，这解决不了，无论你有多么高明的导师，他的知识和现代社会相比也是陈旧的，根本来不及。大学教材编写就决定了不搞素质教育也得搞素质教育，应试教育不管用。现在考大学，为了得0.5分，背古今绝句八千，就为得0.5分。断章取义，背那八千句有什么用？那是学文之大忌，也理解不了，况且那种先入为主对后来再系统地解读一些经典是先天性的对抗，非常有害。为了考，很快就可以把这些背下来；但是为了用，这些本子就绝对过时，这种教材的时效性解决不了这种教学方式，必须实践，把学生放到社会上，这样才能给学生活生生的、最前导的东西。但是用传统的十年前的知识组合成的教材，教出来的学生与社会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卓达的大学生太很多，讲项目涉及到编一个网状图，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操作层的东西，一问都不出声。我们单位学经济的360多个，去掉80%假的，还有七八十个真的，这七八十个也做不了，连个调研报告都做不出来，连个树状分析都做不成，脱离实际。这是教材问题、知识模块组织问题、教学时间、学识搭配问题造成的。

　　四是思维方式。学生的思维方式远比大学获得学习能力重要，但是，学生的思维方式还不是最本质的，最本质的是学生的自我改造能力。任何人如果不终生学习和进步，根本适应不了社会。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好多人去考研？因为逃避现实，在工作岗位上适应不了。当然，并不是考研都是这样。大学生要想跟上企业、跟上社会，关键是时时新、日日新，没有这种能力不行。所以，现在的大学生一经离校，就像从船上突然掉入水里一样，一片茫然，适应不了。从这四个方面（学习进步的自我改造能力、品格、知识模块、实践能力）来说，他不是人才。如果大学解决了这些问题，大学毕业生就可以成为人才。

　　记者：在现实的条件下，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毕竟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得多。

　　杨卓舒：现在大学生尽管不能成为人才，尽管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但是在没有真正的素质教育之前，应试教育是必须完成的教育，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毕竟多了一些民主意识、现代意识、自由意识等，具备一些现代人的雏形。大学生多了，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也是中国政治文明、民主建设、法制建设一种人力上的保证。第二，毕竟缺的是一段，这一段如果在没有上过大学，或没有完成自学，还没法补，。缺憾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得到的太少，学生本身付出的代价太大。

　　记者：你对人才的现代化建设定义是什么？

　　杨卓舒：人才的现代化，我更看重的不是人才的技能，人才现代化的定义首先是一种现代品格，没有现代品格的人，不可能成为现代化人才，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学医的博士，在国家一类大学两年不进修，除非是极少数俊才，自身有创造力，但多数没有独立创造力的人，两年不进修基本就淘汰，就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学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的，博士一年半不再进修，也等于半个门外汉了。天才总是少数的，我们着眼是大多数人。所以现代品格就包括这种不断进取，包括这种更新知识的能力。就大文科而言，现代意识几乎决定一切，因为他是社会的灵魂和前导，如果这些领域的人缺少现代品格，再有很高的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非但没有进步意义，有时候还会阻滞社会的发展。比如那些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搞所谓大中华文明以教化全世界的博士、大学者们。

　　二是现代人才这种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在品格确定之后，思维层面变得非常重要，思维是一种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观，也可以作为一种智慧、一种技术。现在有许多从政的是搞技术的或学文的出身，他的作为非常有限，甚至他的作为在阻滞社会进步，但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我们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儒教社会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思维的主流是线性的、形而上学的、单一的，而现代社会要求多元的、多维的、逆向的、发散的、革命性的、创造性的、符合商品经济社会的思维。传统农业社会不包容这些，也绝不允许这些。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甚至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这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

　　如果用现代化的标准来概括人才定义，人才必须对现代社会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现代社会的竞争、挑战、难题，现代社会所给予的机会、压力都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为什么很多人游离于生活之外？为什么有些人感觉生活重压喘不过气来？为什么有的人迷茫？为什么有的人感到没有明天？就是因为不能和现代生活完成对接，做不出相应的反应，没有对现代社会做出现代的应变。

　　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过渡阶段，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到了本质性改变的时刻，所以，人才也应有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记者：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定义，说“有用的就是人才”。

　　杨卓舒：有用的就是现代的人才。你到那应聘，人家用你，应聘上去，就能干得不错，是人才。

　　记者：这是用社会最感性的观点描述。

　　杨卓舒：这没错。这个标准也是实践的标准，有用。

　　记者：可能是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比尔·盖茨的缘故，现在很多人大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创业，跟风者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你怎么评价？

　　杨卓舒：我觉得比尔·盖茨是个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才，第三个是废才。第一个人守株待兔，得到了一只兔子；第二个人得了一阵风，在树根底下凉快了一会儿；第三个到那里得到了一会儿舒坦；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傻瓜，就得活活饿死。比尔·盖茨的成功不在于他两年放弃学业，比尔·盖茨大学毕业也可能成功，不念大学也可能成功。盲目跟风，这是一种浮躁，一种全社会心态的浮躁。当然，造成浮躁有几个原因，也是一正一邪，一积极一消极。如果人们对比尔盖茨无动于衷，这不好。能引发这么多人追求比尔盖茨，这说明人们不安于现状，这是积极进步的意义。从另外一方面说，人们对现有的大学也是一种否定，我觉得这些人不会100%都是非常不理性地放弃了学业，因为在中国放弃学业是非常难的，我曾经讲过，在中国大学读二年不读了，回家，左右邻居议论都受不了。人们对现在的大学感觉希望不是很大，所以才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空间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不成，还有别的活路。我大伯父家的儿子，高才生，六十年代写了几篇东西，发表了，差七天毕业，灵光乍现，卷着铺盖卷就进了森林，写书去了。脑子一热就去了，结果大学文凭也没有拿到，工作也没有。那个年代没有文凭，没有工作，剩下的就是当盲流，最后混得特别惨，什么也不是，后来性格越来越孤僻。现在好办了，如果不念完，当作家，有本事的当自由撰稿人；没本事的，实在不行，出来打工。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也进步了

　　杨卓舒：进步了，多元化了。多元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多元的生活空间。

　　记者：现在学生一毕业就急着去挖金第一桶金，要完成一个人多少年后的目标，很少有人踏踏实实的工作。你怎么看？

　　杨卓舒：我们社会的资源的不透明性，资源的转化方式不透明，不公开，包括一些财富的不透明性，使得一些人对财富产生一种梦境一般的追求，越是非理性的越迷茫，越是不着边际的，越容易勾起人们的欲望。当人们非常理性、现实地看，知道企业光环背后的千辛万苦就不会如此了。你说，崇拜、羡慕我的人有多少？都觉得我应有尽有，这么幸运，他哪知道，正经办企业，炼狱一般。如果我把我的辛苦历程讲出来，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干的，这是活遭罪。如果我很愉悦，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丧失良心，用这种方式操作，用不了这么多人，有二三十个人就够了，至于怎样操作，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自然知晓。还有就是这个社会我的最高理想出现了，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社会。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我这样炼狱一般的状况改变不了。遭罪到什么程度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天天生气，天天着急，天天都有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不是我这种性格，一般的熬不下来，早崩溃了。是什么诱使大学生这么快制订人生计划？如果他要是知道走正道的总裁不是人干的，早就知难而退了。挪用中国人在纽约那句话，“你爱他吗？你让他去中国当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吧；你恨他吗？让他去中国当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吧。”我的意志力够强了，尚且偶尔还有这样的念头：到别人的集团当总裁，做一个高级管理者，哪怕有两天能把这心放下！不了解这个社会，是大学生毕业急着淘金最主要的原因。其它原因很多，包括我们的学校教育，这也是他脱离社会实际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没给予他这种自我教育能力和人生职业设计能力，职业生涯设计没完成。

　　记者：这里有没有积极的意义？

　　杨卓舒：有。积极的意义在于人们有追求，有进取，有个性的表达，是向上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办民办大学的一些感受，新任总理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而且是民办教育世家，您寄希望于他对民办教育的推动吗？

　　杨卓舒：我对教育世家尤其民办教育世家向存敬意。民办教育世家和推动民办教育，如果说内在情愫一点没有也可能不对，或许他比别人接触得多一些，接受要容易一些。但是，中国教育是个体制的问题，传统教育有两个致命的东西在制约着它，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的需要，培养接班人，灌输革命道理，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教育的第一任务；第二任务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每年生产多少学生，派往哪里，一切都是主观计划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但并未完全从这双枷中解脱出来。新任总理肯定会重视教育，因为都知道科技兴国，人才兴国。但是，民办教育能发展到那一步，这还不是以一个总理个人情感、好恶来决定的。传统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遇到的最后一个障碍，最后一个壁垒，就因为它这种政治前提条件决定这是最后一块壁垒。改革甚至比组织系统还慢，现在全国有一些厅局级的市开始招聘厅局级的市长了，但是，教育这一块进展相当缓慢。第二，教育有它的特殊性，有如一部车子，可以改各个部分，可以停下换轮胎、换引擎、补充油量。但是，教育这部车得高速运行，它承载着几百万大学生，一天都不能停，在高速运行中完成对自身的改造。现在，很多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中国教育的不合理性，但没有能力从中解脱出来。说大学生不行，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所以，教育的改革非常困难，希望就在民办教育。现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资源都在国办教育，民办教育资源及其匮乏，是站在绝对不对等的起跑线上。也正因为如此，全国3000多家民办教育要是认真地从严要求，连十分之一也剩不下，三五百人算有规模的了，上千人的为数不多，能支撑下来，很难。

　　记者：你能给那些刚毕业和中途辍学去创业的大学生讲几句忠告吗？

　　杨卓舒：第一，把自己准确定位，定位于商品，商品是用来和别人进行交换的，换什么呢？换薪水，换信任，换机会，换成长空间，就是不要妄称人才，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来确定自我的塑造标准；第二，力戒急于求成，也就是克服所谓浮躁。因为对大学生来说，刚刚二十二三岁，应该说职业生涯刚刚开始，或者职业生涯的早期进入阶段，来日方长。如果急功近利，欲速不达，这已经有很多教训了；第三，能够稳妥地进入企业，进入一个组织，从最基础的做起，这就是我所讲的从品格做起，从点点滴滴的细小事做起，站得住脚，要能够为一个群体所接纳。你不能为一个群体所接纳，你就不能拥有这个群体，就不能整合资源力量，将一事无成；第四，就是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终生学习，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非常难。它的前提是建立在两个支点上：自省内疚，知不足而后学。现在大学生致命的缺陷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盲目自大。一个没有良知，没有自省，没有自责，没有负罪感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是注定被淘汰的。真正优秀的人生是一步一坎。你想优秀吗，你想成功吗？那就一步一坎，我用了“炼狱”一词，没有炼狱就没有天堂，成功的过程就是千辛万苦的过程。但是，要想获得这种战胜千辛万苦的力量，没有自省是不行的。一个优秀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惭愧，不断改造自己的过程。

　　记者：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法类的东西？

　　杨卓舒：我没有讲具体如何创业，因为那些并不重要，也无法预测，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关键是战略性的定位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勿急、勿躁、勿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