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教育部将建立评估中心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师资、设备等各种办学因素进行评估，但与所谓的大学“排行榜”没有关系。结合早些时候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所说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将实行以五年为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并将向社会公布的设计，（《高校教学质量“排行榜”将公布（5年评一次）》———3月25日《新京报》）可以预料，教育部评估公布将会成为官方的“排行榜”，其对社会和高校的冲击将大大超过民间的评估排行榜。

　　政府是否应该搞类似的教育评估“排行榜”要从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制度定位来看。教育是特殊消费品，高等教育既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也不完全由政府决定。基础教育要保证平等受教育权的公益性质，大学教育则有着较高程度的私益性质，因此，高等教育较多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通过适当市场化的机制来供给比较有效。目前，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正从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转变，公众作为消费主体正在逐渐成为投资主体；私人选择、购买教育所投入的资源和非政府性社会投资的作用正在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高校赖以生存的资源的重要部分。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大学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体制性的变化，导致政府职能开始发生变化，正在由高等教育的直接投资者逐渐走向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者。

　　但是目前中国高教仍属于政府直接管理领域，政府仍然是高教资源的绝对支配者。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与流动，而大学教育评估信息服务以特别的冲击力影响和牵动方方面面，从投资、管理到消费各环节：从教育消费者和投资者（学生及用人部门：企事业、政府）、提供者（大学）到管理者（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它使得大学近年来激烈的竞争更趋白热化；它对成千上万“购买和消费”大学服务和产品的“顾客”的选择发生影响，导致资源的配置和流动发生变化。

　　由于在我国，政府是高等教育的投资和教育服务提供者，若政府再成为大学优劣的决定性的裁判者，这样的制度安排将会使民间教育机构与官方教育机构目前已经不合理的制度结构更具刚性，不仅使公共资源向政府偏好的大学集中，而且使私人选择也单一化，导致私人资源（企业、消费者等）也更多的集中流向少数的精英大学。

　　另一方面，任何评估都有天然缺陷，或称评估陷阱。

　　被评估者的最佳策略是根据评估指标体系玩弄数字游戏，想方设法提高与指标有关的数字。随之，硬指标驱除软指标、有形指标驱除无形指标，这是任何一个评估指标体系都难以避免的负作用。行政学家的研究证明，任何一个单位，当其以提高指标数字为任务中心时，它的工作质量必然下降。一些大学可能不会太在意民间的排行榜，但是官方的“排行榜”一定会成为大学教育工作的任务中心，就像是中学把升学率当作任务中心一样。由于任何一个量化指标体系都是不完善的，所以应该有多种评估体系相互补充。但是官方的评估发布会使其作用被不适当地扩大，则其天然的缺陷会更加放大，产生的不当激励会比较严重，并且很难加以改变。因为许多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员从中受益，而其他人也因受到刺激而想加入受益者的行列，再想要改变它时会打破利益格局，因而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这样的后果自然是按照一个或某几个等级序列形成的少数几所排在宝塔尖上的精英大学垄断公共资源、胜者通吃，这种局面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所以西方国家的教育评估多是非官方的社会机构。

　　中国的民间机构的评估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在为大学教育的消费者提供信息和具体的指导、打破了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独自掌握和发布信息的局面，是制度创新和突破。它在导引消费者决策、促使其资源流动的多元化方面对现行体制的改革作出一定的贡献。

　　那么政府是不是不能作教育评估呢？不是的。政府在教育评估方面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但是政府评估的制度定位应该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应该重点作它自己的教育资源投入的产出分析，检讨自己的资源配置绩效、以及这种资源配置产生了什么样的政策导向。

　　此外，政府还应该对中介评估组织的活动进行评估和监督，政府的不介入这一领域会给社会中介机构以较多的活动余地，促进更加竞争性的、开放性的机制，这些都是政府职能在高等教育领域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教育体制制度创新的必要前提。

　　本报特约评论员陈幽泓（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相关报道见今日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