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达22年之久的国民党蒋家王朝的覆灭。四天后，坐镇合肥瑶岗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一起到达南京。

　　战事倥偬，鞍马劳顿。邓小平在南京逗留没多久，便于同年10月率军奔赴大西南战场。小平在石城如何执导向大西南进军的雄壮一幕？8月4日中午，驱车赶到南京的我们，采访到了当年二野军大的几位老校友。

　　党的会师是第一关键

　　在南京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安处长的热心联系下，我们找到了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的秘书长施则悌老人。

　　施老今年已逾古稀。尽管老伴瘫痪在床，但在得知我们是“沿着小平的足迹”一路采访到南京之后，他仍然坚持冒着酷暑陪我们采访，这让我们备受感动。

　　同行的还有施老的校友———马光汝和王翔两位老人。我们首先来到长江路上的“总统府”。施老告诉我们，当年邓小平、陈毅和稍晚到达的刘伯承会合后，三人到“总统府”参观。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看他还有什么威风，还想吹什么牛！刘伯承指着台历也幽默了一句：蒋先生的台历还是4月22日，“安全转移”还不慢嘛！陈毅则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拨通了给毛主席的长途电话：“主席，我是陈毅啊，我这是坐在蒋总统的皮椅上向您汇报呢。”

　　南京解放后，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尤其是南下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发生了一些不够协调的事情。

　　“小平同志根据历史上几次会师的经验教训，把党的南京会师当作第一关键工作亲自来抓。”马光汝老人介绍说，1949年5月1日，南京会师大会在国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南下干部2000多人、地下党干部700多人到会。邓小平在会上宣读了由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强调了党内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做出新贡献。

　　“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马老模仿小平当年严肃的表情，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起来，施、王两位连声说像。

　　在由邓小平任书记的华东局直接指导下的此次会师大会，统一了干部思想与行动，实现了从组织上会师到思想上、政策上会师的大跨越。据中央文献记载，毛泽东曾据此亲拟电文电告华中局和东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大关三个，小关无数”

　　南京理工大学内，有一排灰砖青瓦的平房。和旁边林立的现代化教学楼比起来，它们显得尤为沧桑。王翔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二野军大的宿舍楼。

　　“那时候，我们十几个人一顶蚊帐，睡的是矮炕上的通铺。”王老指着屋子外面的草地说，“平时的讨论课，大家就席地而坐，往往一坐就是半天。”

　　南京解放后，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军队和地方都急需大批干部。1949年5月13日，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了《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刘伯承亲任校长兼政委。这条广告像磁石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进步知识青年，皖、赣、苏、浙、沪等地近两万人前来报名。经过笔试、面试和体检，录取人数超过1.2万人。

　　施则悌当年就是从南京考入该校的。经过4个月的预科学习后，被分入电信支队，随后进入大西南。他满怀激情地回想起入校第一天的情景：上万名年轻人中，既有当时的名牌大学如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建国法商学院等校学生，也有像自己这样的中学生。大家脱下旧装，统一换上解放军制服，打了绑腿，个个精神抖擞，憧憬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49年9月12日这一天，被清楚地烙入二野军大每位学员的记忆中。“那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有重要首长来校做报告。”老人们站在南京理工大学的操场上，心却仿佛回到了55年前激动人心的那一刻。“下午4时半，大操场上纵横拉满了电灯，全校1万多名学员排成26个方阵。不一会儿，一位个子矮小的首长在徐立行、刘华清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

　　“我们一看，是邓小平！”王翔老人仍然抑制不住当年的兴奋，望着已经不复存在的主席台方向说：“小平那时候很瘦，眼眶深陷，但精神很好。”

　　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后，小平开始了他题为《过关》的报告：“我国古代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今天的革命青年要过三关，比关云长还少过两关。这三关是大关，哪三个大关呢？第一个关是帝国主义的关，第二个是封建主义的关，第三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这三个大关是每个参加到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过的关，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至于小关那是很多的……”小平的报告一直从下午5时讲到晚上10时多，没有讲稿，没有提纲，桌上只有话筒和茶杯。学员们聚精会神地边听边记，并不时地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进军西南“小长征”

　　“小平的过关教育，处处打动了青年的心弦，触及灵魂深处，把我们原有的一些怀疑和混乱的思想完全解决了。”二野军大校友会不久前刚在南京召开，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老校友们重新会聚南京，共同缅怀革命征程。施老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观看了校友会的实况录像，马光汝老人还给我们介绍了他们从二野军大毕业后，随刘邓大军征战大西南的革命历史。

　　“1949年10月，我们结束了学业，立即进行了进军西南的教育。”马老当年被编入第一梯队，首批随野战部队进军大西南。他告诉我们，出发前的半个月里，他们天天练习穿草鞋行军，“一些女兵晚上抱着血肉模糊的脚都哭了”。

　　1949年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二野发布进军川黔的命令。“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早就出发了。”马老回忆说，“我们是10月中旬徒步从南京出发的，穿越苏、皖、豫、湘等地，昼夜兼程赶到湘、黔、川‘三不管’的茶洞，排除沿途土匪的骚扰，辗转七八千里，进入四川。”

　　马老是成渝铁路的建设功臣。他告诉我们，邓小平在进军西南之前，曾专门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拜访陈修和先生，并在陈的帮助下，延揽了一大批专家。重庆解放后仅一个星期，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就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这批事先组织好的专家被组成一个技术大队。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成的铁路。

　　“一边在打仗，一边就在酝酿建设。小平同志未雨绸缪的英明决策，足见他的远见和才识。”马老发出由衷的感慨。

　　(杭州日报记者王勇郑承锋南京报道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