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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万的工人缺口，使得东莞老板们第一次为招工焦躁，也使工人们第一次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

　　本刊记者/孙展(发自广东东莞)

　　32岁的贺义军在7月28日刚刚从原来的工厂里辞工出来，到了7月30日，他在一天之内就找到了两份工作。“我还要找找看。”贺说，他一边掏出自己拿到的《用工通知》，一边抱怨说这两家工厂给出的薪水都不令人满意。

　　贺义军，四川人，初中文化。2002年，贺从家乡来到东莞打工。虽然当时除了一身力气，别无长技，但他现在已逐步锻炼成了一名半熟练的车工。

　　位于“世界工厂”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东莞，20多万家工厂都在开足马力为世界各地生产着从内衣到手机的各类产品，容纳着像贺义军这样的外来打工仔约600万之众，每天还有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的“打工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这支队伍中。似乎从没有哪位老板为某一天会缺乏贺义军这样的劳动力而担忧过。

　　但是，进入3月以后，老板们突然发现，“贺义军们”突然变得紧缺了。

　　“工荒”

　　招工的告示几乎贴满了东莞市同沙工业园区每一家工厂的门口。不但如此，为了显眼，不少厂家还特意制作了巨大的红布横幅悬挂在来往的道路两侧。

　　“从6月28日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还有50个工人没招够。”恒宝首饰公司人事部经理蒋绍志抱怨说。这个原本准备招聘200名普工的企业，至今只招到150人左右。

　　在珠三角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的蒋，还在怀念90年代的好时光：“只要工厂里稍微透露出招人的意愿，厂里的员工就会呼朋唤友地带过来大批老乡，让你挑也挑不完。”

　　缺工的信息似乎从东莞市下属的每一个镇区中传出来。来自东坑镇初坑工业区的一家塑料厂要招聘20名普通女工，招聘员在东莞市规模最大的人才市场上从早晨8点等到中午11点半，只等来了一个人。

　　在电子制造业密集的塘厦镇，曾经因为这些厂家工作环境好，薪水略高于传统制造业而吸引了不少打工者，如今也开始面临“工荒”的威胁。“企业普遍缺工在300～500人左右。”东莞市智通人才大市场塘厦分部负责人估算，在整个塘厦镇，缺工数量应在4～5万名左右。

　　到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算出整个东莞的缺工数。东莞市政策研究部门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今年2月初，该市劳动部门曾做出调查，劳务工人的供需缺口为23万人，但随后劳动部门又表示，这种情况已得到了缓解，缺口为6～7万人。

　　“6～7万人只是冰山一角。”经过了实地调查之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否定了这个数字。刚从东莞调查归来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则估计，东莞缺工可能达70～80万人。

　　调查组举例说，仅在毛纺织企业比较密集的大朗镇，需要工人12万，但只招到8万人。

　　大朗只不过是东莞下属的32镇之一而已。在洪梅镇的一家电器厂，甚至开出了“只要身体健康，均可进厂做工”的招聘条件，但应聘者寥寥，目前缺工2000人。

　　东莞市调查小组举出的例子，还只是今年4月生产旺季刚刚开始时的情景，进入七八月，每家工厂都进入生产高峰，缺工现象只可能加剧。

　　辞工潮

　　那些正处于生产旺季的企业很快发现，“招人难”还只是这个夏季带给企业的第一轮冲击波。伴随着“工荒”的持续，原本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纷纷躁动起来，“辞工”成为他们对企业待遇不满最常用的表达手段。

　　贺义军过去一直在一家包装厂工作，每月能挣600～700元，但每天要加班到晚上12点。“没办法，家里有个女娃娃要养活。”而他新找到的工作能比过去多挣100元左右。而贺过去工作的工厂，现在“人都快跑光了”。

　　相比于贺义军，来自河南的姑娘李燕挣钱的欲望没有那么迫切。20岁的她初中毕业后就闲在家中，后经老乡介绍来到东莞一家陶瓷厂工作。工作了两年后，李燕每个月扣除伙食和住宿费用后剩下的工资是600元左右。“这些钱只要自己够花就行，家里基本不需要我寄钱。”没有养家压力的李燕打算着这个月领完工资就辞工，因为她觉得“在这家厂子太累了。”

　　李燕这个月的加班任务是110小时，每天从7:30上工，一直要干到晚上9点左右，每小时工价2.25元。李燕的老乡已经帮她找好了附近镇上的一家制鞋厂，“那家厂子比这家工资低一点点，但是每三天可以有一天不用加班。”

　　在东莞，像李燕这样年龄在17～28岁的青年女工是最受欢迎的工源，根据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今年四五月份，在已备案使用外来劳动力的1.5万家企业中，需求女工的数量是18万人，占到总需求的68%。

　　在此次工荒中，她们也成为辞工最频繁的人。相比于她们的父辈或是兄长那一代，李燕们进城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解决温饱，“她们更多的是把打工成为开眼界，找机会的手段。失去了生存的压力，加之工荒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她们的求职取向更倾向于工时短，环境好的企业，而不是靠加班来赚取更多的工资。”刘开明在东莞考察后分析说。

　　来自东莞市委调查组的调研报告似乎也证实了这样的判断，该市普工的平均流失率约为10%，远远高出5%的正常流动率。在大朗镇，毛织和玩具两个行业的流失率接近20%，有些企业甚至高达30%。

　　工人可以用脚投票了

　　“其实，最应该担心工荒冲击的是那些‘个性化’的厂子。”东莞市智通人才大市场塘厦分部批量安置项目经理杨奇说。他所说的“个性化”指的就是那些管理不正规，用工环境差，经常会利用各种名目克扣工人工资的企业。“工荒来的时候，这些工厂辞工的最多。”

　　根据东莞市劳动局的分析，出现目前“用工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企业用工环境差，致使企业招工难”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原因则是：各地经济竞相发展，分流了劳动力；增资扩产和产业结构提升，部分企业未能招到满足新岗位需要的工人；企业用工需求不合理，强调招收青年女工，制约了企业招工。

　　而东莞官方的调查组也认为，造成目前企业“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是“普遍的企业用工条件不好所致”。一份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企业的新员工工资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低了16.8%。

　　不但薪资低，“不少企业对外来员工缺少基本的尊重，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等现象时有发生。”另外，超时用工，拖欠工资的问题也显得颇为严重。在调查中，调研部门发现，塘厦镇一家塑胶电子厂1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竟然高达208.5小时，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时的规定。在该市劳动部门今年年初进行的劳动执法检查中，尽管已经进行了提前部署，通知各企业自纠自查，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企业竟然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12万元。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一个普遍的事实则是，几乎所有的受访工人都有过超时工作的经历，而这也正是令她(他)们最厌恶的事情之一。这些平时看似弱小的群体正以自己的方式对这样的环境说“不”，而工荒，则成为他们敢于向资方叫板的最有力的底牌。

　　资方能否释放善意？

　　在恒宝首饰公司人事部经理蒋绍志看来，此次“工荒”使得工人们选择企业时条件变得更为“捉摸不定”。

　　“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资高低，现在不但要问宿舍、食堂的环境，还要问工厂里有没有娱乐设施，有的工人挑企业仅仅是为了适合自己的一些私人习惯。”蒋绍志谈到，一位刚刚进场不久的工人向他辞工，理由竟然是新厂区离城区较远，探视老乡不太方便。

　　蒋绍志说，为了招满工，他想出了不少办法，不但派人把新厂区的环境拍照后与广告一起到处张贴，甚至还对于那些能够从家乡带人来做工的员工制定了奖励政策——“招来一个工人奖励30元”。为了留住新来的员工，厂方还专门添置了一套音像设备供员工娱乐。“现在形势完全颠倒了，过去是企业挑工人，现在是工人挑企业。”蒋感叹说。

　　“不管怎样做，传统制造行业肯定会面临持续的冲击。”台资企业景大艺术陶瓷厂副总经理张建财对目前“工荒”也深表忧虑。来大陆投资已经6年的张建财觉得现在的工人相比于以前变得“好逸恶劳”。“从事传统行业的工厂环境肯定比不上那些电子工厂，现在的工人宁愿赚钱少些也愿意到那些新工厂去。”

　　目前，这个本应该是800人规模的工厂一直处在补工状态，并且丝毫看不出行将结束的势头。张建财预测说，这种工荒现象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说厂方已经着手准备从改善机器设备入手，以尽量减少用工量来应对今后的局势。

　　而政府部门则担心对经济和投资环境的更大波及。该市的调查小组提醒说，“‘招工难’已经从影响企业生产的微观层面向影响投资环境的宏观层面纵深发展。”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会直接导致“企业外迁、影响投资环境、降低城市竞争力”等等严重后果。

　　一些专家希望，当前的工荒能够成为资方主动提高多年未涨的工薪待遇，改善恶劣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契机。在过去，低工资和低成本一直是各地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条件，而现在，足以吸引工人反而可能成为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正面因素。这也将给政府带来压力。

　　除了改善企业用工环境，是否要给工人加薪也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东莞一位企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说，东莞已经开始酝酿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原有450元的最低月薪有望向长三角地区看齐。

　　这则加薪消息最终并未得到政府部门的证实，面对是否会先于政府规定主动给工人加薪的问题，这位企业界人士也表示“还要等等看”。此间折射出的业界心态耐人寻味。

　　显然，在前所未遇的“工荒”潮面前，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都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新一轮的调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