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历史问题，中日关系还存在两个重大障碍，那就是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如果顺着“第三条道路”的思考，那么中日在这两个障碍上，一样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钓鱼岛纠纷

　　钓鱼岛问题是领土纠纷。既然是领土纠纷，那就必须承认下列特点：双方政府和民间都有强烈情绪；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不仅不能靠情绪甚至武力解决，而且日益强烈的情绪必然影响大局。

　　钓鱼岛纠纷之所以日趋复杂，原因在于有很多外围因素。在中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以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最为敏感的神经；日本奉行亲美外交，推行“正常国家”之路，刺激了钓鱼岛纠纷。

　　在日方，中国经济崛起引发日本保守情绪上升，右翼势力膨胀，因此钓鱼岛也成为其情绪发泄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解决中日钓鱼岛问题领土纠纷，首要前提是那些与领土争端没有直接联系的外围因素，还钓鱼岛问题以领土纠纷的本来面目。鉴于历史问题在外围因素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剥离外围因素的关键是双方首先在历史问题上回复理性。

　　按照“第三条道路”关于既不搁置或回避历史，但也不将历史问题视为双方关系主要障碍的思路，一旦中日在历史问题的交流上迈出良性步伐，那么钓鱼岛问题便将还原其作为领土争议的本来面目。

　　现代和平社会任何一个领土争议问题，其最终解决都是下列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时间、实力和智慧。以钓鱼岛为例，三个因素发酵过程中，最理性的办法就是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随着时间推移和共同开发进程的推进，双方最终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在这过程中，双方政府都须以智慧和勇气对各自国民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行为加以引导和管制。

　　如何淡化“台湾因素”？

　　相比之下，台湾问题较钓鱼岛问题要复杂一些，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因对台50年殖民历史而形成的“台湾情结”；二是日美安保条约。但即便在这两个方面，若辩证地看，人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些并不足以构成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

　　首先，50年殖民历史，构成了许多日本人心中特殊的“台湾情结”，但日本“一个中国”的立场多年来始终没有动摇，也曾获得北京肯定。

　　今年以来，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以北京的眼光看，日本在一系列对台策略上的做法无法令人满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亚洲国家中唯一公开跟随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18名日本议员赴台参加陈水扁就职仪式。但客观地看，这里有日本的“台湾情结”因素，再加上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强硬和经济崛起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日台接近。

　　因此，对北京来说，舒缓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压力的关键有两个：一、在历史问题上采取现实、理性态度，与日本展开健康的民间历史观交流，以此减少因对华情绪化对抗而产生的日台接近契机，做到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强硬亲台分子；二、制定务实、开明的对台政策，以此减少庸人自扰。

　　其次，日美安保条约客观上使日本在两岸冲突中处于进退两难的位置。但这里的关键不在日本，而在于中美台三方如何良性互动。

　　中国须建立对日基本共识

　　关于中日关系，有几个关键的共识可能需要在中国政府和民间逐步建立起来：

　　第一、中日双方正在经历两国交往史上首次“两强并列”的过程，彼此都需要一个心理调适过程，关键是双方都须保持理性态度。

　　从中国方面来说，有必要理性引导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第三条道路”的思路，既不搁置或回避历史，也不将历史问题视为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政府和民间理性对话的管道，逐步解决双方在历史观上的分歧。

　　第二、中日关系三大问题依轻重缓急来分，其次序应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而历史问题则可以成为关键，纲举目张。

　　第三、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方面有必要正确区分日本大多数普通国民的模糊历史观、保守政治家的机会主义策略和右翼民主主义分子的极端倾向三者的界限，加大针对日本国民的工作力度，并大力加强中日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的往来。

　　第四、在外交政策上，有必要从日本的“亚洲观”切入，看到日本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徘徊的两难境地及其对华正面作用。

　　事实上，十多年来，日本无论在1989年过后首先与华恢复关系，还是在支持中国入世方面，甚至在最近的香港民主化问题上，都执行了一条与欧美不尽相同的政策。这是中国方面可以有效利用的一个方面。

　　最后，在安全策略上，日本亲美外交和日美安保同盟在较长时间内将不可逆转；承认这一现实的同时，也应继续承认这一现实的“双刃剑”作用(即抑制日本极右势力增长)，并利用亚洲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和正在形成中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如六方会谈)来缓和乃至消除中日未来的潜在战略冲突。在这方面，人民之间的往来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有删节）文/邱震海(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