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上月底，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干部的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网络和纸质媒体纷纷以类似的标题来概括这份报告。这是该课题组继3年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引发热烈争论后推出的又一力作。而在当下民工荒备受关注的背景下，“阶层”、“社会流动”等词汇更是揭示了相关话题的敏感性和现实性。本报特别约请参与该课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博士撰文，讨论当今中国社会流动的是与非。

　　所谓社会流动，就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变动，包括地位升迁或下降的变动和地位不升不降的变动，前者称为垂直流动，后者称为水平流动。通过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流动做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正，具有多大的开放性。

　　一般来说，一个合理、开放、公正的国家在社会流动上表现为，以后致性机制为主，而不是以先赋性机制为主。所谓后致性机制，就是社会允许甚至鼓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获得其希望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靠家庭出身和其他先定因素等先赋机制来获得这样的地位。简单地说，后致性机制体现的是能力主义原则，即能力大小成为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的依据。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后致性机制不应仅仅表现为靠能力和努力去实现向上流动，而且还应指在获得能力上也体现公正、公开和公平的原则。

　　那么，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是更开放些、更合理些、更公正些，还是相反呢？

　　趋向

　　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政治主宰型模式

　　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经济诱致的特点

　　与发达国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流动模式不同，在过去短短的50多年中，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发生了两次巨变。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在经济上走向工业化，但在社会流动上却没有体现出与现代化、工业化相一致的流动模式，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才出现与现代化变迁相一致的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属于政治主宰型模式，这个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运动中，既有整个阶层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缔，出现整个阶层的全体成员成建制地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而经历了在瞬息之间成了人民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当然也有人因站对了政治立场而在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放弃了政治改造运动，清理了过去的“极左”思想和做法，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乃至到了上世纪90年代，明确地提出了市场经济建设目标，从而使经济发展重新获得了对社会结构的自主性的重大影响，产业的快速壮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而生，社会分化就由此而来，我国社会流动也就摆脱了政治主宰，而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所以这是一种经济诱致型社会流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职业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主义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和政策对社会流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社会流动还只是表现出经济诱致的特点。

　　改革后我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现代化相一致的普遍化趋势，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越来越趋于开放。具体表现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后我国社会流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代际流动率看，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而从代内流动率上看，向上流动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率增长了4个百分点，2001年与1980年相比，代内向上流动率(从前职到现职)从18.7％增加到30.5％。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能力主义，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相应的业绩回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而像单位制、阶级出身、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区隔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被削弱，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有这些“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和能人制的秩序”(吉登斯，2003)。

　　表明我国社会趋向开放的另一种表现是，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的高级化过程，表现为高层次的职业位置数量大幅增加，职业构成比例增减的结果，便是底层的职业的从业人数(包括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上层的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职业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其中商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别是1982年的3.1倍和2倍，而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职业岗位数量增加速度却低于平均水平。

　　转型

　　影响公正流动：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等

　　阶层流动减少：如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正在成为一个少进少出的阶层

　　但是，当前中国社会流动仍然受制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而且已经显露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和公正的消极趋向。具体表现为：

　　第一，体制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当显著，在有的阶段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到现在其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常态性不时地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干预而发生变化。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有可能影响一个阶层的地位。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体制内外分割等计划体制不仅独立地影响到我国社会流动，而且渗透到家庭背景，表现出很强的传递性和继承性，仍在影响着社会的合理、公正流动。

　　第二，阶层流动的代际继承性在增强，将会减少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降低社会的开放性。由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主要资源出现向上层集聚的趋势，上层的代际传承性大大提高，反过来这意味着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门槛在增加。比如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正在成为一个少进少出的阶层。底层向上层流动渠道变窄，很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向着橄榄型转变，甚至有可能往相反的方向演变，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危险苗头。

　　建议

　　深化改革，调整社会政策

　　壮大中间阶层，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

　　从社会流动来看，最理想的发展趋势是，农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向比其地位更高的阶层流动，从而不断壮大中间阶层，顺利地实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中国也就由此成为了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一个现代化强国得以确立。要做到这一点，深化改革，调整社会政策，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认为，国家必须在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有非常积极的作为，这里根据我们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一)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在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显然，加快城市化，是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最重要途径，对此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从社会流动角度提农村发展和繁荣问题呢？因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健康的城市化，否则，不管在城市生活如何，农村人口都会涌入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的两极分化，就不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层结构。

　　(二)从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在经济资源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可能兴办大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国家社会管理者，一般来说，他们更可能去当工人，或者去当个体工商户，因此国家应该从政策上(特别是贷款上)支持他们从事个体经济活动，并且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向兴办中小企业方向发展，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向上流动的梯次进程。

　　(三)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构建一个覆盖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技能培训网络和体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教育、技能是现代化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后致性机制。虽然这样的后致性机制在我国社会流动中起主导作用，但是目前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却缺乏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向上流动，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阶层的教育和培训投入。尤其是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和技能培训资源不论在其内部还是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都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因此很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现代化变迁。

　　(四)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选目标。就业问题始终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大量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将不能实现就业，也就更别想实现向上流动了。因此，国家不论在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上还是在科技创新上，都要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首要的任务去对待，才能带动社会流动。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公平、透明、合理竞争的用人机制，建立防止权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结盟的区隔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六)改进财税体制，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比如尽快出台遗产税法、财产赠送和转移税法等等，改进所得税法)，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以此遏制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

　　显然，形成合理的、公开的、公正的社会流动，必须具备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和条件。我们研究社会流动，旨在找出这样的一些因素和条件，希望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每个人努力改进自己的地位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自然会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会促进中国向着一个开放、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方向发展。

　　■　作者简介

　　王春光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流动农民问题的研究，曾参与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课题写作，以及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农民负担和农村社会分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