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周刊记者 刘广星 田应奎　　

　　中国的宏观调控及其能否顺利软着陆，一直吸引着国内外舆论的眼球。而7月25日中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又为舆论的关注点增添了新的“刺激”因素。

　　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为抑制投资过热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中国领导层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向推进深层次改革。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提速而不是放慢。”分析人士则指出，中国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又启动投资体制改革，这是针对投资过热采取的标本兼治之举。

　　 改革是统一认识、改善调控的唯一出路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矛盾与问题，政府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是一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而在我国整个经济转轨尚未彻底完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改革始终是政府常抓不懈的另一重要任务。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针对一些行业、部门和地区的经济过热现象及违法违规问题，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甚至或明或暗的抵触。发表不同意见甚至相反观点，这本身很正常，但统一认识的标识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确保调控成效、改善调控的着力点又在哪里？一句话，还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改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经济形势，什么样的发展难题，调控始终不能代替改革本身，它只是常规性的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常规手段，最多解决一些眼前的、暂时的困难与问题，而只有通过持续的改革，才能解决根本性的体制问题。

　　调控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甚至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一刀切”，来解决当前宏观方面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不是说中央政府热衷于、偏好于搞“调控”，为调控而调控；也不是说对“一刀切”的负效应不清楚，而是市场化的改革并不到位、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缘故。

　　宏观调控加强容易改善难，是因为一些改革走走停停、甚至严重滞后的结果。所谓投资过热，实际上是投资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特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够，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不高。如此等等，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改革是化解国家风险、降低执政成本的基本方略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存在着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赤膊上阵“抓经济”，热衷于搞投资、上项目，甚至于严重脱离实际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急需的基础设施、公共秩序、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小集团和个人利益，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对抗中央，进行利益“博弈”，有的甚至与一些不法商人结成利益共同体，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这两方面的问题，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换，最终集中于一点，就是收益留给了地方甚至个人，而风险代价则集中于国家和中央政府，最后则归结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

　　目前关于国有银行信贷资金“银根”收紧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个收益地方化、部门化甚至个人化而风险国家化的问题，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最终仍由国家（中央政府）承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达数万亿的不良资产，不仅事实上已经说明潜藏的巨大金融风险，而且，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热衷于批租土地、乱设开发区、重复建设、“大干快上”，正是由于这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仍不到位、可以不负责地提供大量贷款的恶果。这种现象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巨额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一种巨额的掌握政权的执政党执政成本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光靠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还不够，还需要增长方式、政府管理、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

　　 改革是解决利益分歧、协调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

　　目前一些深层次问题难凭调控彻底解决，就在于相关的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如关于耕地保护问题的争论，从理论上看好像是一个微观上的比较效益和宏观上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实质上是不同地方利益主体如何对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地方责任与中央权威的问题。一些东部地区的领导说，在他那里耕地用于城市和工业建设，收益要远远高于种粮，因此应该允许东部更多地占用耕地，甚至取消耕地保护政策，国内粮食不够可以从国外进口。一些中部地区尤其是一些产粮大省的领导则认为，中部地区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老百姓穷，根本原因就是耕地太多、农民太多，甚至是长期“听话”的结果，之所谓“思想保守”、“胆子不大”、“步子不快”，就是对东部一些地方“加快发展”的“真经”没有取回来，或者是取得了“真经”而没学到位（所谓“真经”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一切手段来发展”）。一些西部地区的领导更认为，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刚刚起步，东部出现耕地锐减、乱设开发区的严重问题，在西部并不存在，西部耕地还没占多少就被“一刀切”，很不应该。

　　但问题在于：放眼全国，耕地锐减、粮食安全问题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如过去7年（1997至2003年），我国耕地净减少1亿亩，去年底全国6015个开发区、工业区规划面积达到3．54万平方公里，而共和国建国54年来全国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仅为3．25万平方公里。去年全国粮食产量4．3亿吨是过去5年最少的一年，进口粮食1147亿斤。按照一些粮食专家的估计，到2010年我国人均粮食需求840斤，将需要6亿多吨的总产量；将来2亿吨的粮食缺口，即使有足够的外汇，也不可能完全由国际市场解决，因为最近5年全球粮食市场的贸易量每年平均也只有2亿吨左右，十年前美国布朗教授提出的“谁养活中国”的问题仍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题。如果各地都不愿意保护耕地，那全国的粮食如何产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合成谬误”问题——看似个体合理，但整体错误。

　　而目前严厉的土地管制，虽然可以暂时抑制一些土地流失，但并不能解决长远的土地利益矛盾，以及耕地重新调整与补偿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仍然在于彻底改革产粮区与购粮区、农业大省与工业强省、东部与中西部、工业与农业的利益分配体制问题。因此，实行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急需加快粮食生产体制、农业转移支付体制以及土地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

　　 改革是重塑政府形象、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保障

　　当前，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关键在于政府自身体制的彻底改革，把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据介绍，1958至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总投资项目的50％。“八五”期间，我国中型以上项目的投资成功率仅为58％，而投资失败多数是由政府决策失误所致。如江苏“铁本事件”所揭示出的体制弊端，就是地方政府为拼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大搞开发区，帮助企业大干快上，并对银行施加影响，使企业获得巨额信贷支持。

　　可见，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所出现的种种严峻问题，说到底，主要是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的结果。因此，急需政府在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金融监管、工商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等所有领域的深入改革。

　　当前，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是急需重点推进的两个领域。前者可以扼制政府性的经济冲动，后者可以扼住非市场化的低效益的资金支持。一方面管住“官”，另一方面管住“钱”，乱投资、滥建设现象就会大大减少，长期存在的所谓政府主导、计划管理、行政干预的增长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投资过热—通货膨胀—治理整顿”的恶性循环，就有可能打破，宏观经济就可能真正走上健康、持续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