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既然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既定的目标，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距离预定的目标还有多远？本报记者就此与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杨再平展开了一场对话。

　　记：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实际上，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对市场经济好坏最重要的判别指标就是公平和效率。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的好市场经济？

　　杨：要建立公平而有效的好市场经济，就必须以民为本。因为以民为本，才有公平交易，从而才有公平的市场经济；以民为本，才可能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才可能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以民为本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根本。

　　记：如何理解“以民为本”这四个字？

　　杨：首先，参与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主体必须是普通公民或老百姓；其次，参与市场交易的普通公民或老百姓必须是拥有自身独立利益和独立意志的产权主体。只有这样，才说得上“以民为本”。市场经济的充分性和纯正性，是与这种民本性成正比的。脱离这样的民本，市场经济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可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

　　记：您认为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做到以民为本了吗？

　　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很不彻底，已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官本位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官本市场经济”。所谓“官本市场经济”，就是以官为本的市场经济，即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及其组成人员作为主要因素或重要因素参与其中，并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的市场经济。

　　记：为什么您会做出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是“官本市场经济”这样的判断？

　　杨：第一，官方机构虽然不再制定和下达无所不包的指令性经济计划，但

　　许多市场活动都要经过官方部门的审批、发证和监管，以至于随意性干预充斥许多领域，乱设卡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并屡禁不止。

　　第二，尽管民间投资大幅增长，但官方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2002年仍为72．3％，官方仍然是主要的投资主体。

　　第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的44．4％，而其固定资产投资占47．3％，总资产占64．9％，且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通常是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这表明，国有企业仍是主要的企业主体。而国有企业归根到底是官方企业，从逻辑上讲，政企完全分离的企业也就不是国有企业。事实上，尽管经过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不少的经营自主权，但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并未完全放弃对它们的基本控制和干预。

　　第四，政府财政在相当程度上承担非公有经济职能。有关专家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财政承担非公有经济职能的程度，结果是中国相当的可观。

　　第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国”。在这只庞大的官僚队伍中，绝大多数又是“经济官僚”，即主管经济活动的政府机构中的官僚。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人事部2003年10月31日公布2004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报名情况，招考的职位总数只有8000人，在10天时间里，报名者竟达到360240人。这表明，当官还是许多年轻人的首选。只要这只庞大的经济官僚队伍存在，他们就一定要维持或增加对经济活动的管制。

　　第六，更为关键的是，在我国许多经济活动中，仍然是“官权”大于“产权”，“官权”支配“产权”，“官权”限制“产权”。这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只要“官权”大于“产权”，“官权”支配“产权”，“官权”限制“产权”，相应的市场经济就是官本市场经济。

　　记：官本市场经济的效率一定比民本市场经济的效率低吗？

　　杨：拉美一些国家很早就实行市场经济，但其经济社会发展却不尽如人意，社会矛盾越积越深，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增长长期低迷，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危机频频。国际上把这种情况称为“拉美化”，虽不能说我国市场经济已出现严重“拉美化”问题，但类似的症状并非没有。而我国已出现和存在的诸多“拉美症状”，根源就在于官本市场经济。

　　首先是腐败问题。腐败即权钱交易。而“权”之所以能交易，又在于它可以通过控制市场而产生或制造“租

　　金”。只要权力能产生或制造“租金”，就必然有人来购买权力，同时也就必然有某些政府官员铤而走险搞权钱交易。而政治权力产生或制造“租金”的能力显然与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及其组成人员参与市场并对资源配置所起作用的程度成正比。所以，只要市场经济还是以官为本的，腐败就不可避免。

　　其次是收入差距问题。本来，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是正常现象。但我国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显然有不正常的因素。以公务员的收入为例，同样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不同部委同样级别公务员的收入差距保守估计是1∶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各部委支配社会财富或资源配置的权力不一样。这显然是一种扭曲。

　　三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要害其实就是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别扩大。或者说城乡发展不协调。为什么会这样，有关专家分析的三个原因：干部太多、投资不足、转移困难，都与官本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人们都知道，提高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转移农民。但这种转移却受到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限制，其中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限制。而这些制度安排又多与官权相联系。

　　四是金融风险问题。就银行而言，其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咎于国有制或准国有制。政府作为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其行为逻辑通常是：自觉或

　　不自觉地驱使金融机构追求其所认可的政府性目标，因为政府毕竟是公共权力机构；将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纳入政府行政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其控制；模糊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产权和财务关系，因为这既是政府干预金融机构经营活动、支配金融资源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必然结果。

　　五是经济结构问题。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很突出。例如，一些产品似乎并不是为市场需求，而是为官方统计或某些官员的政绩而生产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毫无市场需求的产品仍可以大量生产的原因。又例如，一些其成本大大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产品，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或在政府的强制下，继续生产经

　　营。再者，那些低效、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企业，由于可得到政府这样或那样的保护，很难被优胜者兼并或逐出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面临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企业仍不退出所在行业或整个市场的原因。

　　另外，由于地方与行业保护主义、垄断和分割的存在，地区和行业之间的资本转移很难进行，这就使地区和行业之间的结构调整相当困难。这一切都根源于官本市场经济。所以，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性经济体制的官本市场经济，是诸多问题的根源，是充满风险的雷区，我们必须尽快脱离官本市场经济，在市场化的进程上再进一步。

　　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选择了市场经济，10年过去了，我们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那么从目前的官本市场经济到公平高效的民本市场经济，您认为我们还要走多久？

　　杨：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但也是有条件的，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完善。而最根本的完善就在于：要从目前的“官本市场经济”进步到“民本市场经济”。这个进程，我估计，快则15年，慢则30年。

　　（10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