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图／魏德运

　　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威廉姆·D·麦克米伦在“咖啡时段”被记者拦在咖啡桌前约定专访时间。麦克米伦翻开密密麻麻的日程表，排除了当日下午以及其后两天接受采访的可能，于是本报对他的专访就在咖啡桌旁开始了。

　　记者：作为一所有800年历史的大学的校长，您认为大学的基本品质是什么？

　　麦克米伦：一所大学主要由大学里的学生和教授组成。如果要探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需要把最聪明的学生和最聪明的老师聚集在一起，这个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团体有点像我们玩的滚雪球的游戏，它必须不断滚动，在滚动的过程中越来越大但不丧失向心力。

　　记者：科研水平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准的重要指标，牛津有800年的历史，但是它的大规模研究生教育只有不足60年的历史，但它依然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

　　麦克米伦：牛津的研究生教育不止60年的历史，但相比800年的确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哪个重要是每所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其关键是找到两者的平衡点。我们期望年轻人成为科研工作者，我们需要一个实力强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但是我们不能生硬地划分所谓的教学型大学或者科研型大学，因为教学和科研是密切相关的。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应该和谐地共处于同一社区。从1920年代开始，我们的学生就处于一个和学术前沿密切接触的氛围里。因此，营造这种氛围的社区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在尝试着增加研究生的数量而让本科生的数量持平。但是，除了培养科研人员我们也希望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者，不管是商界的还是政界的——这也是牛津的重要使命。

　　记者：牛津从诞生之时就是和政府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您如何看待？

　　麦克米伦：大学总要保持和政府的密切关系。美国有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但就算是私立大学也从政府那里取得了大笔的资助。像牛津这样的公立大学，我们1／3的办学资金来自于政府，2／3来自其他渠道。这个比例和北大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你既不能说我们依赖于政府，也不能说我们完全脱离政府。况且政府是这样控制我们的运作的：它为我们划一条线，我们只能跳那么高。他们也会希望我们做一些事情，比如建立某些专业，帮助解决某些问题，促成科技成果的转化，我想，政府期望大学做这些事情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既然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我们的运作，他们当然指望我们做些事情，但是，他们不能指挥我们如何去做。所以，大学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某种程度的紧张确实存在。大学总是需要足够的自治权，以牛津为例，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学术自治，我们无法保证自己保持世界领先的水平———而这个，也是我们和政府博弈的重要资本。

　　记者：HEFCE（英格兰高等教育投资委员会）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机构还是由官员组成的机构？它对牛津有哪些约束？两者关系靠什么协调？

　　麦克米伦：在中国，大部分大学直接从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那里拿到办学经费。在英国，政府把钱给HEFCE，由这个机构把钱分配给各个大学。HEFCE相当于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协调机构，它基于如下理念：如果大学不是直接从政府手里拿到钱，政府就无法直接地指挥他们干这干那。这个机构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各个大学，他们代表的是大学的利益，他们不是告诉政府该做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参与了政策制定。

　　记者：学术机构是高度制度化的产物，尤其对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大学，对牛津来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冲突是否比其他大学更大？

　　麦克米伦：如果在牛津漫步，你会看到十四五世纪的建筑，看到它们你也许会想牛津一定是一个以古老的方式做事的古老机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大学，和那些十四五世纪的建筑比肩而立的是一些非常现代的建筑。在这个变化如此之快的今天，我确实没有感受到牛津和时代的冲突。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冷战和热战是推动牛津向研究型大学转变的重要因素”，莫斯科大学校长在演讲中提到“冷战之后世界学术资源重新划分”，牛津怎样看待这些变化？

　　麦克米伦：我们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到牛津来工作。生源和师资来自世界各地是一流大学共同特征。俄罗斯尤其特殊的是经济困难，所以他们无法继续吸引优秀的人才为他们工作。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所以没有类似的问题，许多年轻人出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工作。可以预见的是，未来20年内，这种人才的流动将更加频密，中国的年轻人也许会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然后去英国读硕士学位，再去美国读博士，之后回到中国工作。中国的教授，也会去英国、澳大利亚做客座教授。这是世界的趋势。

　　记者：什么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最直观的指标？

　　麦克米伦：这就好比在问我，哪支足球队是全世界最棒的。我依然认为，我们不能用一种指标衡量一个大学。有些大学在教学方面出色，有些大学在医学研究上出色，另外一些没准儿在机械研究方面是顶尖的。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科研，以及这三者在任何一个学科的表现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大学的指标。牛津有些学科世界排名前二、三，有些也许前十都进不了。但是我们要为它进前十而不懈努力，我们必须做最好的。（感谢施晓光先生对本文采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