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宁的采访，一如想象中的那么艰难。接受采访的人，与李信有过交往，有或深或浅的了解。即便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受访者，他们的说法也大都表现出可以理解的谨慎，甚至连姓名也不愿公布。他们对李信的回忆总体上是比较零星的，并不一定能够得出“此人肯定要犯事儿”的结论。不过，这些细节和片段凑到一起，从一个侧面勾画出李信的大致轮廓。对李信的评价，无论是贬是褒，是称快是惋惜，其成长和败落的轨迹无疑发人深省。

　　在很多人眼中，李信是一个“能官”，胆子大，脑子活，有开拓精神，有工作业绩。他的一路被提拔，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位当地干部的话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智商和能力肯定没问题，否则不会到这一步。”

　　但是，胆子大，脑子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问题。正如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所言：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别人得不到的他想办法得到。“比如清朝的清流派和洋务派，前者无所事事，坐而论道，但也比较清廉；后者比较腐败，但也比较出活。”在他看来，这位副市长下跪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很有前途，很被看好，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一切，就可以不择手段。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的“两搞干部”，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社会学家邓伟志以“挑担”为例，说明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不是天生就可以挑100斤的担子，而是20斤、40斤、60斤、80斤这样慢慢提高的。作为领导干部，在小的诱惑面前、在一两次诱惑面前可以抵抗，在大的诱惑面前、在一次次诱惑面前呢？“‘免疫力’和‘抵抗力’不是天生的，也有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

　　而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反问：说李信能干，什么叫能干？标准是什么？“在一些人看来，那些循规蹈矩的，按程序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干，有时候甚至还行不通。比如，闯红灯的人，或许被认为能干，老老实实等绿灯的人，或许被认为不能干。有些人可能不那么‘能干’，但也不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我们宁可要这样的‘老实人’，也不要那些‘能干’却不地道的人。”

　　学者的分析各有道理。问题是，如果一些落马官员确实曾是不折不扣的能人，那么我们需要健全监督机制并使其发挥效率，使“恨事”和惋惜少一些；而如果这些人曾是“不地道”的“能人”，我们则需要及早发现，不让他们得逞，这样就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本报记者　汪晓东

　　《华东新闻》 (2004年08月13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