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8月10日转载：湖北钟祥投毒案撤案 四名“嫌犯”疑遭刑讯逼供

　　搜狐网8月12日转载：钟祥投毒嫌犯获清白 国家赔偿无法挽回名誉损失

　　■因疑点太多上级法院、检察院曾拒绝接手

　　■为什么撤诉和撤案相隔三年之久

　　■案子撤了公安人员的二等功、三等功该怎么办

　　■案情回放

　　2001年5月6日，湖北省钟祥市原贺集二中（现石牌三中）在早餐时发生严重中毒事件，136名师生被送去抢救，引起全国关注。当地警方通过现场勘查，认定是人为投毒。

　　2001年5月18日，钟祥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案破。据警方称，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出自贺集二中，其中有时任副校长的潘楷和教师王克政、毛守雄、邓宗俊。四人“交代”：因对学校校长不满，经密谋，于5月5日晚将2.5克鼠药偷偷放进学校食堂的和面搅拌机里，意借此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迫使校长下台，由潘楷取而代之。

　　2001年9月5日，钟祥市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四名被告均当庭翻供，并表示“遭到刑讯逼供”，其中毛守雄自述右眼被打伤导致失明。9月18日，该案第二次开庭后，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将案件退回钟祥市检察院。2004年8月9日，钟祥市公安局对此案予以撤案，四名老师重新获得清白身份。

　　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三年前轰动全国的湖北“钟祥投毒案”因“证据不足”撤案，四名曾经被冠以“虎狼教师”恶名站上被告席的教师重获清白一事（详见本报8月10日国内新闻版、8月12日国内·人物版）。实际上，有关四名教师经一次测谎就被认定为“投毒嫌犯”一事一直存在争议，甚至在案子于2001年5月18日“宣告破获”后，当地公、检、法系统内部对此案也有不同意见：当地公安机关今年8月9日才撤案，但是早在2001年11月当地检察院就对此案予以撤诉。

　　一起轰动全国的案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当地司法机关就真的没发现案子的不合常理之处吗？案子现在撤了，那当初“破案”时的“立功嘉奖”该怎么办？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在湖北的采访。

　　■三年前就已撤诉为何三年后才撤案？当年“立功嘉奖”导致今日尴尬局面

　　尽管钟祥市公安局今年8月9日才对此案做了撤案处理，但是记者查阅了相关案卷后发现，早在2001年11月27日，钟祥市人民检察院就对此案予以撤诉———为什么撤诉和撤案相隔三年之久？

　　记者了解到，2001年9月5日，钟祥市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四被告当庭翻供，全部否认参与投毒，并一致指控警方刑讯逼供，甚至连叙述的警方刑讯逼供的手段都大致相同：扇耳光、殴打、电击等，而此前四人一直是分别关押。 2001年9月18日，此案第二次开庭，这次开庭主要是质证。公诉方指控老师投毒的证据除了一些鉴定材料，绝大部分是证言，包括中毒学生、没中毒学生、老师以及医生的证言，等等，除此之外，并没有直接证明四人投毒的物证和人证。而且根据庭审记录，就是这些证言中也存在大量“可能”、“好像”、“大概”、“听人说”等不确定词句，不是证据语言，因此遭到被告方强烈质疑。

　　第二次开庭后，钟祥市人民法院认为此案的确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因此发回钟祥市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核实证据。2001年11月27日，钟祥市检察院按程序宣布对此案予以撤诉，并退回钟祥市公安局补充侦查。但此后近三年时间里，当地警方一直未能找到任何能证明老师投毒的有力证据，也未再要求检察院予以起诉，潘楷等人一直被关押到2003年1月，取保候审后警方也未做任何结论，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案件宣布告破当天，湖北省公安厅就对钟祥市公安局予以通报表彰，后来钟祥市公安局还因破获此案被记集体二等功，另有三人荣立个人二等功，四人荣立个人三等功。有关人员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当年的“立功嘉奖”将作出撤案决定的钟祥警方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也极可能是案子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

　　■上级法院、检察院曾拒绝接手此案案情不得不层层“请示”到湖北省检察院

　　那么当地司法机关真的没有发现案子的蹊跷之处吗？从记者的采访看，情况并非如此。8月12日，在与荆门市司法部门（钟祥市隶属于该市）联系采访时，记者获悉，由于当年“钟祥投毒案”中毒人数多，媒体关注度高，曾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有关部门本来是按照惯例，将这起大案直接交由上一级的荆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由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是到了案子9月5日开庭，审理此案的却是钟祥法院，这又是为什么呢？

　　荆门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当时此案的确准备交由荆门检察院公诉，但是在调看了所有案卷后，荆门市检察院认为证据明显不足，而且四人供述中存在明显漏洞，“比如警方提供的口供中，四人虽然承认密谋投毒，但是密谋时间、地点都不吻合，如果一定要起诉，搞不好会出问题，所以当时我们不愿意接手这个案子。”

　　而荆门市中院也有与荆门市检察院相同的顾虑。荆门中院一位负责人在看过相关案卷后，也表示“案子疑点很多”，“如果勉强起诉勉强判决，容易判成冤案”。

　　由于此前钟祥市政府已经做了“限期破案”的决定，为了避免“破而不审”的局面，案子最后还是交由钟祥检察院起诉，钟祥人民法院审理，结果第一次开庭就出现被告当庭翻供的情况。钟祥市法院将案子发回检察院后，钟祥检察院不得已以“疑难案件”为由向上一级荆门市检察院请示，荆门市检察院同样以“疑难案件”请示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随后对此案进行了调卷审查工作，认为此案的确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情况，且犯罪嫌疑人已超期羁押，公安机关应先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同时进行补充侦查；如果补充不到新的证据，应当对案件作出撤案处理。在得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明确处理意见后，钟祥市检察院才于2001年11月27日作出撤诉决定。

　　■从取保候审被拒到千方百计“动员”取保全国人大代表曾就此案向高检提出询问

　　自2001年5月被捕入狱后，潘楷等四名老师的处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刚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起“铁案”，尽管证据上存在缺陷，但是有测谎结果摆在那里，谁也不会想到高科技的测谎可能存在误差。尽管2001年9月法院将案子发回检察院，11月检察院又宣布撤诉后，有不少人仍坚持“潘楷四人有罪”这样的观点，结果在检察院已经撤诉的情况下，有关方面仍然不同意对潘楷等人取保候审。

　　“2001的腊月二十，我们几个家属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钟祥公安局，希望把他们四人取保回家过年，遭到拒绝，此前已经拒绝过一次了。”潘楷妻子曾金玉告诉记者。

　　到了2002年3月22日，由于始终没有找到有力证据，钟祥公安局终于同意取保。结果这次被家属拒绝了。“我们那时只是想，关了那么久，怎么都得有个明白的说法，现在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所以没有同意取保。”曾金玉说。

　　后来几位家属在报纸上看到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昌区政协副主席邵树人经常帮人打官司的消息，便上门求助。邵树人对这个案子非常关心，并于2002年3月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了材料；2002年5月、7月，邵树人又来到北京向高检询问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责成该院公诉厅督促湖北省方面依法办理，后来高检方面又将材料转到公安部，要求督促湖北警方尽快办结此案。

　　结果从2002年5月开始，湖北钟祥有关部门便开始做起了家属的“动员”工作，希望将四名老师尽快取保候审，但由于没有个“说法”，老师和家属始终不同意。2003年1月6日，钟祥市政法委陈汝胜书记还许下了三项“承诺”：一年期满以后，应由政法机关给以结论，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交取保押金，不交看守所生活费（羁押期间每天30元）；发工资，恢复工作借到教育部门———这与其他取保候审案件相比，条件已是“异常宽松”。

　　得到陈书记承诺的次日，潘楷等人结束了603天的看守所生活，回到家中。不过直到2004年1月6日“承诺期满”，事情也没有最后了结。

　　■本报率先质疑案件疑点引起重视央视追访发现警方“刑讯逼供”证据

　　在“钟祥投毒案”被撤案的过程中，媒体的不断呼吁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案子宣告“破获”不久，全国多家媒体便发表了相关消息，不过那时四名老师被形容为“虎狼教师”、“教师中的败类”，到了此案开审的时候，媒体已经能冷静地审视事件本身。

　　2001年9月17日，本报记者郑直前往湖北采访此案的第二次庭审，随后就此案的不合情理之处对案发学校、被告家属及钟祥市公安局进行了采访；当年9月26日，本报发表郑直调查《新闻发布“案件告破”是否超前审判？》在全国媒体中率先对案件侦破过程中呈现的种种疑点提出质疑。

　　三年后的8月10日，记者面对已经不再是“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原贺集二中副校长潘楷。他说，原来他以为第二次开庭后很快就会判下来，谁知一直没有结果，后来还是从妻子处得知，本报报道发表后引起了有关司法部门的重视，要求对此案一定要慎重处理。

　　尽管一直没有判决，但是潘楷等四名老师仍经历了20个月的羁押和1年的取保候审的艰难时光，并且始终没有获得“清白”身份，为此潘楷等人一直在向媒体求助。

　　今年6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来到钟祥，对潘楷等人在羁押期间是否遭到当地警方刑讯逼供一事进行调查。经过多方取证，终于找到“四人曾遭刑讯逼供”的有力证据。7月19日，该期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四位老师几乎通知了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我想告诉大家，我是清白的。”尽管已是三年前的经历，但节目播出时四个老师还是都看哭了。

　　而就在这期节目播出后三天，湖北省公安厅督察处就派出专人来到钟祥，对办案人员涉嫌“刑讯逼供”一事向潘楷等四位老师了解情况；20天后，悬了三年未决的案子终于撤销。

　　潘楷说：“如果没有媒体在这三年中的关注，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服刑了。”他的妻子曾金玉则说：“还记得‘虎狼教师’这个称呼吗，最先‘发明’这个称号的当地一家报纸记者后来曾专门向我道过歉，说对不起，这种称呼不合适，我听了特别感动。”

　　■昨日已将《国家赔偿申请书》递交检察院四名老师提出每人20万元的“精神赔偿”

　　8月9日钟祥市公安局作出撤案决定后，尽管“钟祥投毒案”的真凶仍未抓获，但是这并不妨碍四位老师以清白身份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国家赔偿要求。昨天上午，潘楷、邓宗俊两名老师率先向钟祥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在申请书中，潘楷等人提出了对羁押期间经济补偿的要求。按此前该院刑事赔偿科一位工作人员的答复，他们的赔偿额度将参照国家人平均工资每人每天49元的标准，这样每位老师在羁押603天后可获的赔偿额不足3万元。而这四名老师中，除了潘楷的爱人曾金玉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三位家属都没有工作；几年中四家人每家因为上诉、请律师的花费都在4万元左右，家家都欠了外债，最多的达到2万余元。

　　由于在审讯期间受到了刑讯逼供，老师们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上都提出了“精神赔偿”要求，额度是每人20万元。对此，钟祥检察院方面表示，国家赔偿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因刑讯逼供提出精神赔偿，需要老师们出具法医鉴定，同时要有权威部门对刑讯逼供一事的书面认定结果，因此会不会有精神赔偿、会赔多少现在都无法给出具体答复。

　　■案子撤了“立功嘉奖”怎么办？湖北公安厅表示将撤销三年前的颁奖令

　　经过三年的波折，“钟祥投毒案”终于被撤案，这使人想到三年前被钟祥警方引以为豪、现在却颇有些尴尬的“立功嘉奖”———案子都撤了，这些集体二等功，个人二、三等功该怎么办？对此，发出颁奖令的湖北省公安厅明确表示，将撤销这些三年前的奖励。

　　昨天下午，湖北省公安厅奖惩科答复潘楷老师的家属，他们已经从这几天的报纸上看到了“钟祥投毒案”被撤案的消息，“厅里领导已经表示，相关立功嘉奖都将被撤销”。 这位湖北公安厅工作人员表示，立功嘉奖与破案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撤案，说明破案过程中存在问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把奖励保留的，“我们将按规定严格办理撤奖一事”。

　　问及那些曾“获奖”的办案人员会否因此而受到相应处罚时，对方答复说：“奖励撤销主要是取消以前颁发的荣誉，并不等同于对个人的处罚；不过目前省公安厅的纪检部门和督察处正在调查潘楷等人反映的受到刑讯逼供一事，如果最后认定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或者为获奖而刻意编造事实等情况，我们都会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文/本报特派记者曾鹏宇

　　■摄影/晓立

　　学会使用“犯罪嫌疑人”不等于学会“无罪推论”

　　三年前我的同事郑直采访完“钟祥投毒案”后，对这件事就一直念念不忘，用她的话说就是“疑点太多，肯定会翻过来”。结果被她言中，虽然真凶仍逍遥法外，但是已不妨碍无辜的人重获自由。

　　来湖北前，在网上搜索“钟祥投毒案”，结果出来几十页缀着“狼师”、“虎狼教师”的旧闻———不知道当年这些同行，今天会不会对此心怀歉意？

　　郑直在三年前的报道中，说她对“案件告破”心存敬畏，因为一旦警方宣布“案件告破”，媒体向公众传达的信息绝不是某某人有犯罪嫌疑，而是某某人就是罪犯。这是一种完全的结论式的说法，尽管大多数媒体能规范地使用“犯罪嫌疑人”之称，但对案情的叙述无不是在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刑事诉讼法》告诉我们，“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安不能，检察院不能，媒体亦不能。

　　同事的冷静让我佩服，转而想起那次“立功嘉奖”：大案要案，一旦告破，接踵而来的就是立功受奖，就是媒体（或代表大众）对嫌疑犯的声讨；这样的案子，在审理之前已不是有罪无罪的问题，而是如何定罪的问题。假如法院审理时发现证据不足，也很难做出无罪判决，因为一旦做出无罪判决，等于同时判决当地公安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这将是很令当地主管公检法的部门难堪的事情。

　　这些天潘楷家来了不少媒体，有个记者向他提了这么个问题：“当年你怎么就没通过测谎呢？”潘楷挠挠头：“我也不知道啊。”他想想，忽然反问：“如果测谎仪撒谎，谁能证明自己清白？”结果把一屋子记者给问傻了。

　　曾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