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农民邢修桃死了，死于2004年8月7日，立秋。这一天，距离政府公开承诺5年内免除农业税不过150个日子。
我返回安徽老家的时候，邢已经出殡了。他是邻村的人，我小的时候，常在夏天上学的路上，和他的侄子一起，去他家里要水喝。记忆中，大约50岁上下的他，被长而宽的扁担压得瘦弱且驼背。邻居们说起他死亡的细节，常常说到一半就不忍心再说下去。立秋前一天，他在齐腰深的棉花田里喷施农药中暑了，当晚去乡村诊所呕吐、输液。依理，次日的他应该在家休息。但，他没有。烈日炎炎下，他再次呈现出中毒的迹象，乡村医生一边责怪他种地不要命，一边对他进行了简单的施救。
当天晚上，他死了。乡邻们围绕着从施救到死亡之间的数个小时，争论得不可开交。有人说乡医施救不得法，有人说他籍贯外地的妻子没有头脑……奇怪的是，似乎没有多少人觉得顶着最为酷烈的日头两个小时，才是他中毒热死的原委。
在这个位于长江中游一个泥沙冲击出的河汊平原，勤劳是乡人们的唯一本色。“抬头求人，不如低头求土”是乡人们的信念。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郑重承诺，免除农业特产税，5年内免除农业税。“惠农”的利好消息，刺激了乡邻们对土地的热情。他们读不懂中央一号文件，也无从解读“农民政治”的秘密，却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信息中，发现了牛前人后的希望。“邢修桃们”开始向外出务工的人们承接一度受到冷落的土地。据说，邢若非觉得田地多了，忙碌不过来，可能就不会在第一天中暑中毒后再度下地。
邢修桃的死，发生在惠农政策相继出台的背景下。我道出邢修桃的死，不是否定中国决策层“重农惠农”的政策导向。事实上，轻徭薄赋的政策导向，对农民这个阶层来说，无异于普惠的夏日甘霖。它们对农民的意义，对国家的意义，都将在日后成倍地放大。
我之所以讲述一个偶然的死亡事件，并非因为偶然中一定存在必然的逻辑，而是因为它在由诸多新闻组合成的信息链条中具有更多的象征意味。它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一号文件下发后，农民就马上过上了幸福生活，也不要以为农民的弱势地位，会由于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就此颠覆过来。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决定着中国农民不可能在一个短暂的时日里，过上张大民那样的幸福生活。尽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孕育着城镇小百姓的丝许悲凉，但依旧不是中国大多数农民可以期待的。
前不久，有中央媒体四处寻找半年来农民增收的证据，农民们对着镜头幸福地陈述着自家的收成，增加了多少。我不怀疑他们表现在镜头前面的喜悦，我也相信惠农政策结出了“善果”。快慰之余，我要强调，在惠农政策带来的“善果”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新问题结出的“青涩的果”。
根据媒体在湖北监利县的调查，2005年，中国局部乡村可能爆发“争地潮”。报道称，一部分农民工被惠农政策牵引着返乡种田，然而，土地被流转后的他们将面临无地可种的残局，调查者说，返乡引发的土地争议，或将是法院的新难题。
迄今，还没有听闻官方人士图解前沿课题的方案。倒是监利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亮明了自己的姿态，据说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民返乡：“既然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一位博士生导师从中感觉到挫伤农民回乡种田的积极性，甚至剥夺他们正当权益的论调的危险。
我以为，危险不止于论调。危险的论调里所潜藏的对农民的感情的冷漠，才是最大的危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善待农民的文件和政策，不是今天才有的，可是农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可谓悲惨的境地？除了体制性矛盾、人多地少的国情，还在于部分当政者缺少对农民的感情，缺少一颗真诚对待农民的心。
过去的十数年里，居庙堂之高的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开出的诸多药方，为什么看上去高瞻远瞩，内骨里却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为什么中国涉农部门那么多，却和农民在两个不相干的体系中各自循环，各干各的？我们的结论是，庙堂上的大人们，或者像部分专家学者那样脱离乡村实际，或者像盲目赶超GDP和政绩的地方官员那样，在县域经济非农化的道路上，置实际于不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详见本刊的本期独家策划）。
追问下去，为什么庙堂上的大人们会脱离实际？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缺少对农民的真感情。至于农民邢修桃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具体的政府部门对他缺少爱心。但，死亡所具有的隐喻，绝不是毫无来由的牵强附会。毕竟，我们反复申述过的对农民的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农民，也不是捏在官员手中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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