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话·真理之辨

　　事件始末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管理、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

　　　　　　　　　　　　　　　　　　　　　　　　　———摘自邓小平1978年5月30日同胡乔木等的谈话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内。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送到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照工作流程，专刊由杨审定后将于4月11日见报。

　　至今，光明日报社机要室里还保存着这张没有见报的大样，26年来，它的分量时时被人们提起。

　　1个多小时，杨西光读完了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

　　杨的夫人季宝卿回忆说：杨看稿时习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瘾特别大，一天两包。杨对待工作近乎如醉如痴，改稿时常彻夜不息。1989年，73岁的杨死于肺气肿，这与其嗜烟不无关系。

　　“这远不是一个哲学学术问题。”杨西光当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季宝卿回忆道：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杨从中央党校学习到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几个月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小平的内部讲话

　　“凡是”派和实践派都看中了中央党校首届高干班这块阵地，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对于“文革”，“凡是”派持全盘肯定态度；而实践派提出用实践而不是中央文件作为标准来总结。一场争论已不可避免。

　　1977年底，刚刚平反的杨西光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高级干部培训班。此前，杨担任上海市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文革”中，杨与陈丕显（市委书记）、曹荻秋（市长）并列被批为沪上三大“走资派”。

　　“在这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刻、触动最大的就是小平同志的内部讲话。”杨西光在家书中对夫人季宝卿说。

　　在中央党校，杨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分在一个支部，孟与时任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接触较多，而胡则与刚刚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来往甚密。

　　孟凡回忆说，通过这个渠道，杨在党校时自然有机会了解邓小平的内部讲话。

　　在家书里，杨西光写道：小平同志说要用准确的、全面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党的工作，并告诫妻子：不要以为报纸上说的都是对的，要有辨别能力，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两个凡是”）有些提法是不对的。

　　在另一封家书里，杨西光说：今天到了耀邦家里，耀邦强调要用实践标准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耀邦说出了他多年来一直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中央党校首届高级干部培训班开学时，中央就提出要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提法，实质就是要总结和评价“文化大革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责任编辑、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说：当时的形势是，“凡是”派和实践派都看中了中央党校首届高干班这块阵地，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对于“文革”，“凡是”派持全盘肯定态度；而实践派提出用实践而不是中央文件作为标准来总结。一场争论已不可避免。

　　季宝卿回忆说：“在当时，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杨西光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党校的那段经历，没有邓小平完整准确地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杨很难发现那篇文章的价值。”

　　1978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杨西光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曾回忆胡耀邦当时的说法———要杨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

　　改版是杨到报社后的第一项工作。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为报纸的知识性恢复名誉。《光明日报》随即在国内第一个提出不刊登一般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

　　在杨主持下，光明日报还率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的引语由黑体变成普通报宋，其他党报随即仿效。

　　时任杨西光秘书的陶铠认为，《光明日报》的改版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两个凡是”的提出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然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走出真正的危机。”时任杨西光秘书的陶铠说。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

　　“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案。”

　　当时的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两个凡是”刚提出来，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4月10日，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在一次谈话中十分明确地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

　　邓小平讲话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修改的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张义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一个常识性命题，而在20多年前，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革命理论也被看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际中，又往往把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

　　十易其稿

　　4月13日晚，杨西光、胡福明、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5人在杨的办公室里共同讨论修改意见。杨要求：文章应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在《哲学》上发，可惜了，把它撤下来，放在一版发表。”读完文章，杨西光立即要陶铠把王强华找来。

　　杨西光要求：文章要做较大改动，要针对实际，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要针对“两个凡是”。

　　此时，王强华得知文章作者南京大学政教系教师胡福明正在北京开会，就骑车赶到胡的住处约请胡到报社改稿，此前，王强华与报社分管理论部的负责人马沛文已经将稿件改了5遍。

　　与此同时，杨西光从一个学生那里获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也在酝酿写同样主题的文章。杨为了提高稿件质量，博采众长，决定邀请孙参加修改。

　　4月13日晚，杨西光、胡福明、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5人在杨的办公室里共同讨论修改意见。杨要求：文章应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王强华的笔记里保存着当晚的会议记录。

　　“胡的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王强华说。

　　王回忆：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意见，当时只有少数党内高级干部知道，连地方上的省委书记大都不知情。光明日报社内除杨西光外，没有一人知道这一情况。在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当时的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以当时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一般人哪有那么高的洞察力，能一眼洞穿并批判“两个凡是”的危害和提出“两个凡是”的领导人？

　　据陶铠回忆，4月14、15日，胡福明改了两遍后，急于离京，没有达到讨论会要求。

　　王强华、马沛文等人继续修改，4月20日，改样出笼，文章基本成型，文中正式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月21日，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3人又将文章再改一遍，并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见改样后说：4月20日的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

　　孙长江便以4月20日的稿子为基础，改出一稿，再由吴江修改，4月27日，经过7个月10次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定稿，并送胡耀邦审阅，同时航寄作者胡福明一份。

　　季宝卿回忆说：定稿后，杨常常偷偷把稿子拿给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看，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同。此时季已来京，两人结束两地分居生活。

　　有一次，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来到家里，杨就把稿子拿给金看，金赞叹说：文章观点非常大胆，我非常赞同。季宝卿随手拿过稿子，看完文章后说：“发这个稿子会惹事的，你要有思想准备。”杨安慰说：“没事的。”

　　在此前，13年的反右和“文革”中，杨失去了心爱的前妻卢凌。此时，杨、季二人刚新婚不久。杨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时，季是该校化学系学生。

　　媒体“揭竿而起”

　　媒体“揭竿而起”，如此迅速、如此紧密、如此普遍地参与一场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是第一次。首都几家主要新闻媒体，形成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统一战线”，给“凡是派”造成了难以对付的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

　　怎么才能顺利发稿？怎么才能使稿子的影响达到最大？杨西光做了精心的策划。季宝卿回忆说：“那几天，半夜里，杨还经常和新华社负责人曾涛等人打电话联系发稿的事。”

　　杨认为，只是《光明日报》一家发表，不会形成气候，需要其他新闻单位的支持和呼应。于是就和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负责人曾涛、胡绩伟、华楠商量，约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

　　陶铠回忆说：按照规定，要这样做，就需要上面有人审稿，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为支持“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按正常程序送审是不会同意光明日报发表的，更不会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转载。

　　于是，杨西光就和吴江商定，先在中央党校一期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安排得到了胡耀邦的批准。

　　据陶铠介绍，当时《理论动态》的每期文章，都要经胡耀邦审阅。所以，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由胡审定就是很自然的了，也避开了光明日报越过有关部门的领导而直接送胡审定的嫌疑。

　　季宝卿回忆说，稿子发表前的一天，孟凡来到家里，跟杨说：党校有人说杨组织人搞了一个惹事的稿子不敢发，拿到党校来发。杨听后很生气：“《理论动态》如果怕承担责任，就注明‘光明日报供稿’好啦！”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正式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当天，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

　　5月1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6家地方报纸转载；

　　5月13日，又有15家地方报纸转载；

　　到5月底，全国33家地方报纸，就有30家转载了这篇文章。

　　媒体“揭竿而起”，如此迅速、如此紧密、如此普遍地参与一场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是第一次。首都几家主要新闻媒体，形成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统一战线”，给“凡是派”造成了难以对付的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

　　最有力的支持

　　杨西光的朋友、海军负责人刘居英邀请杨夫妇到他家中，刘向杨转达了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讲话。杨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发稿的那个周末，杨西光携妻子季宝卿来到友谊宾馆，那里是中央宣传口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

　　“杨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一探他们对文章的反应。”季说：“见了面后，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杨西光，既佩服杨的胆识，又为杨捏把汗。”

　　当晚，杨季二人夜宿友谊宾馆，22：00左右，胡绩伟打来电话说，吴冷西打电话称：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是砍旗。

　　杨西光当时对妻子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责任由我承担，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当晚，季宝卿彻夜未眠。

　　马沛文分析道：真理标准问题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标准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这个结论吻合了“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5月17日，汪东兴召集杨西光、曾涛、胡绩伟等人开会，他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么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没有党性。

　　5月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汪东兴就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找去谈话。谈话结束，张平化回来立即邀请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标准》一文发表讲话说：“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张平化还要求大家回去之后向省委常委汇报，还特意向到会的人拱手说：“拜托，拜托。”

　　“当时汪的措辞很严厉，我们的压力很大。”王强华说。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个契机，毅然决然顶着风险出来说话了。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6月2日，文章发表的第22天，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提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邓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成为大讨论的最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年来，邓小平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王强华说，一年前邓小平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

　　当晚，杨西光的朋友、海军负责人刘居英邀请杨夫妇到他家中，刘向杨转达了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讲话。杨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到理论问题时，提出了理论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观点，并再次明确表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1978年9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为了进一步推动这场讨论向前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政局变化，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去了四川、广东；结束朝鲜访问后，又视察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邓小平在沈阳军区时对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这三把大火，实际是为实现历史大转折做了舆论发动和政治动员。

　　各省领导表态

　　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纷纷加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行列，争相在报刊和会议上亮相，蔚为中国空前的政治奇观。

　　至此，“凡是派”和“实践派”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有了分晓，政治天平倒向了“实践派”。

　　1978年8月，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8月3日，这段貌似八股的表态由新华社向全国发出，首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采用。杨易辰成为第一个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地方一把手。

　　真理标准大讨论很快由北京向各地蔓延，引起了各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密切重视：有的很快表态支持此文和这场讨论，有的迟迟不予表态。

　　“较量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王强华说。采取对付“四人帮”的非常方式，肯定不行；采取开中央全会表决的方式，当时在任的领导人肯定不同意，而没有他们同意会议又没法开；让他们在两个人中间选一个，显然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各省领导被逼到一个哲学问题前。问题本身并不深奥，但问题背后的内容让这些曾经在历史浪尖上百劫不死的赫赫人物们着实为难。”

　　那段时间，王强华等人不时接到地方打听文章的背景的电话。大讨论展开后，为了防止投机分子，杨西光规定，对什么人说什么要向他汇报，由他决定怎么回答。

　　当时，某省与湖南省结成“互帮互学”的“姊妹省”，大讨论期间，该省一把手正在湖南省访问。他通过王强华的一个朋友，从长沙打电话询问文章发表的背景，中央哪位领导看过、哪位领导定的稿？

　　王赶紧请示杨，杨说不要告诉其发稿经过，就说光明日报社是总编辑定的稿。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是杨西光的老战友。大讨论期间，王强华正前往青海组织光明日报社驻青海记者站工作，临行前，杨叮嘱王：一定要把稿子的背景跟谭讲清楚。

　　紧接着，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此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第一把手，也纷纷加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行列，争相在报刊和会议上亮相。

　　至此，“凡是派”和“实践派”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有了分晓，政治天平倒向了“实践派”。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等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了。

　　历史教科书这样评价这个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最终确立了三个转变，这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背景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在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关于小平复出的建议得到李先念支持。

　　尽管阻力重重，叶剑英却干脆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为了给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作准备。叶剑英不断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3月17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5月3日，华国锋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这成了向全党发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信号。

　　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但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了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叶永烈/文

　　杨西光与《光明日报》

　　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重要策划者，时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的杨西光有着丰富的个人阅历。

　　杨西光（1915—1989），安徽芜湖人。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9月至1939年夏，到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中工作，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随军赴上海接管同济大学。8月调福建，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1954年9月调上海，历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

　　“文革”中，杨西光遭到迫害，被非法扣押、监禁达七年。

　　1978年3月，杨调任《光明日报》任总编辑、顾问。5月，即策划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11月，杨西光力主发表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为《海瑞罢官》平反，在中央尚未表态的情况下，为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吴晗冤案呼吁，被认为是继《真理标准》之后光明日报社的“又一大进步”。

　　1979年6月，《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周年，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全力推出张志新冤案系列报道，披露了“文革”中党员张志新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事实，案情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