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话·真理之辩
作者访谈
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摘自邓小平1978年9月16日到吉林检查工作时的讲话
访谈1
讲述人
虽然来自《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合作者们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中并未提到“两个凡是”，但作者胡福明在此后的26年中坚持认为，他的写作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那个著名的教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小平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在文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中，胡认为上述记录是符合实际的———“讲了我写真理标准一文的目的、意图。”
胡福明，1935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8月6日，本报记者在江苏省政协对胡进行专访。
长夜未彻的感觉
新京报：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撰写了这篇文章？
胡福明：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整顿、尊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我非常赞成，不久又发生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非常不理解。
小平同志复出后，我情绪很高很积极，曾应邀做过几次报告，批判派性。小平同志被再次批判，我也在学校受到了严厉批判，说我充当右倾翻案风的传声筒。当时有一种长夜未彻的感觉。
新京报：到您写文章之前，您感到中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胡福明：1976年，先是周总理逝世，后来是毛主席逝世，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校沸腾，庆祝第二次解放，大家都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为南大所谓的“3·29反革命事件”以及大量冤假错案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职务。我当时也很积极，感到中国面临历史的转折，要翻开新的一页。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制造舆论、推动历史前进。因此我积极投入，南大招开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我也是第一个发言。此外，我开始写作一系列文章，表达自己对中国现实的思考。
当时我比较天真，以为拨乱反正可以顺利进行了，没想到来了“两个凡是”，气氛又一下子沉重了。
新京报：“两个凡是”对你个人带来了影响吗？
胡福明：有。一次省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发言说“文革”期间教育质量下降、秩序破坏问题很严重，一位负责同志就劝我别这样讲，因为这牵涉到毛主席。当时还从北京传来消息，有人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因为他们的文章是毛主席圈阅过的”。我发现，“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随时随地在束缚人们的思考。
新京报：除了思想禁锢之外，“两个凡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活是否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胡福明：当时我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它在政治上的实质就是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冤假错案平反，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感到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冲破“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要么坚持“两个凡是”，维护“文革”，那么中国将继续受难。
医院走廊写出提纲
新京报：具体而言，撰写“真理标准”一文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胡福明：1977年3月到4月份，我开始考虑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新京报：没有想到风险吗？
胡福明：知道风险很大。“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代表了中央主要负责人观点，公开批判几乎不可能。再者，“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面貌出现，反对它会被人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这是“文革”“公安六条”中最大的罪名。张志新、遇罗克就是被这种罪名剥夺了生命。
当时我非常苦恼。但经过反复思考，我得出了结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没有发现问题就算了，发现了问题，就有责任批判它。
新京报：写文章的想法有没有给人说过，寻求一些建议和帮助？
胡福明：四五月份，我开始酝酿文章，一直一个人做，没跟朋友商量，主要是怕连累别人。
新京报：当时考虑怎样写这样一篇高风险的文章呢？
胡福明：我感到正面批判“两个凡是”很困难，不能简单地批它，必须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观点和它对立。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面论述，守住马克思主义阵地，人家就驳不倒你。这比直接批判“两个凡是”风险要小，也更有效。
我认为“两个凡是”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是林彪天才、顶峰论的翻版，其根本观念是毛泽东跟普通人不同，他的观点、政策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要害就是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认这个标准同样适用于伟大领袖。我确定以这一条作为批判“两个凡是”的基本观点。
新京报：想到了这一点，是不是豁然开朗，很激动？
胡福明：我还加上了第二个论点：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始终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
他们如果发现实践证明自己理论错了，就立刻改正。巴黎公社的实践使马、恩修改和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夺取政权理论，就是一个例子。马、恩并不认为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他们也会犯错误。我以为这个发现是我最得意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论点也是当时某些中央负责人最忌讳的，因此说我“砍旗”。
新京报：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写作的？
胡福明：6月下旬问题搞清楚了，要动手写了，这时赶上妻子生病，要住院开刀切除肿瘤，我天天在医院陪护。当时病房里是4个女同志，我只能在走廊上过夜，天气热，又有蚊子，也睡不着。我那时也还年轻，42岁不到，就在走廊里搁了一条凳子，把书一批批带到医院，就在走廊路灯下蹲着，趴在凳子上把马、恩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找出来，找了上百条，仔细阅读、排队，四五个晚上，写出了提纲，共有2000多字。
新京报：人们大概很难想到，一篇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在医院走廊的灯光下拟好提纲的。
胡福明：7月初妻子出院，学校也放假了，我就在家里一边服侍她，一边写稿子。7月上旬，写出了初稿，又修改了两次，长8000字左右。
发表之后准备坐牢
新京报：文章发表之后，最初的反响是怎样的？
胡福明：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当天晚上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纷纷转载。但也有一些省报很晚才转载，《红旗》没有转载。不久，华国锋、汪东兴在内部会议上对文章进行严厉批评，说是“砍旗”，是反对毛主席。刚刚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有被压下去的危险。
新京报：当时你的心理状态是怎样？
胡福明：文章受到批评，我压力很大，甚至准备去坐牢。但我也相信文章是讲了百姓要说的话的。南大从校长到普通师生都赞成我这篇文章，校长匡亚明就曾对我说：“文章我看了，很赞成。”从这个角度说，我心里又是有底的。
同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复出工作，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果然，小平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没有他这次讲话，讨论就开展不起来。以后两三年间，小平同志又多次讲话，强调了讨论的意义、作用。他自己说事先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拿给他看他才知道，觉得是好文章。
新京报：听到邓小平同志肯定这篇文章的讲话，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胡福明：当时一天上午，我和妻子都在厨房做饭。全家都非常高兴，妻子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可以说，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初一次，这是第三次。
新京报：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您怎么概括这篇文章以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
胡福明：意义在于为中央工作会议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基础。
新京报：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参与了这样重要的历史进程，您有没有一种幸福感？
胡福明：我尽了一个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本分，做了应该做的事。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人民有这个要求，我抓住机遇，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几个层次：我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同志的修改、努力；胡耀邦同志的审定、支持发表；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果没有这些层次，靠一个人和一篇文章，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新京报：文章的发表，对你的个人命运有怎样的改变？
胡福明：有很大的改变。文章发表后，1979年春天，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央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但我始终想呆在南大，我怕北京那里复杂矛盾，知识分子还是呆在学校里好。后来省委宣传部一再催促，我去了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其实从我内心来说，一直希望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人曾经建议我单独去拜访邓小平和胡耀邦，我认为不妥，违背知识分子原则。我只在电视上见到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也是到南京视察，我作为省委常委受到集体接见，从来没有私人交流过。
新京报：以后你进入政界，还关注政治、社会生活的重大理论问题吗？
胡福明：一直关注，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今天，我始终在思考。
访谈2
邓小平首次谈论“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邓小平和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讲述人
沈宝祥，《理论动态》筹办人，现任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定稿者之一。他回忆了邓小平在文章发表前后的种种表态。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复出不久，邓力群和于光远二人前往探望，到小平家时，看到王震已经在座。小平和几位老部下畅谈了自己的意见。邓力群有手抖的毛病，就由于光远做记录。小平那天谈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按劳分配的问题，对自己“三七开”的评价也是那一天提到的。这是沈宝祥听于光远讲述的。
于光远保留了那天的谈话记录。谈话没有外传，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于光远拿出记录整理，抠成两篇，一篇讲“两个凡是”，一篇讲“按劳分配”。发表之后标题为“与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
“当时于光远去看邓小平回来，告诉了我。我在他家里看到了谈话记录。前几年我到于家，他的记录还在。”
沈宝祥说，这是小平最早一次谈“两个凡是”问题，而小平在公开场合提到“两个凡是”是他访问朝鲜归来，在视察东北时讲的，时间是1978年9月16日，当时主要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
沈宝祥回忆，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共200多人，都是核心层的高级干部，小平在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先后讲了话。邓小平的讲话切中要害，深刻，与会者反应热烈，我们听了传达，也感到很受鼓舞。
当时，我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会议过程中，胡耀邦把我和另一个人叫到京西宾馆他的房间，叮嘱我们“要重视邓副主席的讲话”，还下了书面批示，要我们在写作关系当时重大问题的文章时，参考邓副主席的讲话。
会议第一天，陈云就发言，提出了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陈云的发言登了简报，得到各个会议小组的热烈欢迎，大家改变了会议主题，把工作会议变成了一个拨乱反正的会议。
12月25日会议闭幕，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问题以及其他好几件事情平反。陈云、邓小平在会议中起了关键作用。邓小平的主题讲话，把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他没有再点“两个凡是”，因为对这一点，华国锋、汪东兴已经在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
沈宝祥说，他一直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由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而邓小平给予了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
访谈3
定稿前后的三次聚会
讲述人
王聚武，1929年出生。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后，王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组组长。8月11日，王聚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后的胡耀邦。
发表《标准》一文的《理论动态》
1977年，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进行了一系列尖锐的批判，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拉开了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解放思想的序幕。王聚武表示，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的筹办，和他主持写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就是这个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王聚武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由吴江、孙长江开始酝酿的。大概在1978年4月初，孙长江写出了初稿。就在此时，《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派人将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送给了吴江。吴江看后，请孙长江将胡福明的稿件和孙自己的稿件融合起来，重写一遍，标题仍用吴孙原来商定的标题。
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件经由《理论动态》组修改后，由他送给胡耀邦过目。两三天后，胡耀邦通知《理论动态》组，说可以定稿了，找个时间开个定稿会。
“定稿会时间是5月初，地点就在耀邦家会客厅。”王聚武微笑着说，同去参加定稿会的除他自己外，还有吴江、孟凡、孙长江、吴振坤、沈宝祥等六七人。
王聚武说，胡耀邦家的会客厅大概有四五十平方米，摆了半圈沙发，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
这一天胡耀邦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长裤。刚坐定后，胡耀邦就撸起袖子，把手放在膝盖上，看起来非常随便。
定稿会开始后，大家纷纷发言。在讨论过程中，胡耀邦时而举起手挥一挥，开始插话。有时他会突然站起来，在会客厅中走来走去。然后又折回来，重新坐在沙发上。
王聚武站起身模仿了一下胡耀邦当时的动作。“当时耀邦就是这样。我感觉到他很兴奋。”
他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大声说：“大家说，我也说。有不同意见，我们就争论。谁正确就服从谁。“
定稿会开了一上午就结束了，讨论了一些修改的细节。孙长江回去后根据定稿会的意见做了修改，5月10日，文章就在《理论动态》发表了。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从此，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序幕。
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晚，吴冷西给决定转载该文的胡绩伟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胡绩伟。由此，这篇文章开始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一连串的猛烈攻击。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胡耀邦突然把吴江、孙长江、吴振坤、孟凡和王聚武等人叫到了住处。
当天下着蒙蒙细雨，进到胡耀邦家的院子后，有人安排大家先在前廊等待。
不一会，胡耀邦微笑着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一条短裤，脚上穿着拖鞋，是非常休闲的那种装束。
胡耀邦刚坐下就对大家说，小平昨天把他叫去谈话。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理论动态》立了功，理论研究室是个好班子。无论如何，这个班子不能散。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耀邦的压力一下子就全没了。那天天气很闷，但大家都感觉到松了一口气。”
王聚武回忆，耀邦曾有一条规定，凡《理论动态》的稿酬，一律不归个人，储存起来。每年的7月15日，也就是《理论动态》创刊纪念日，大家都到颐和园的听鹂馆吃上一顿。
1978年7月15日，胡耀邦一改平时简朴习惯，在颐和园听鹂馆订了两桌菜，一桌坐研究人员，一桌坐后勤人员。他对大家说，今天晚上只吃饭喝酒，不谈公事。
故事1
叶剑英支持真理讨论
叶剑英元帅向中央举荐胡耀邦，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起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叶帅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他几次向华国锋谈到要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是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8月间，叶帅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胡耀邦，他赞成胡把这场讨论扩大，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摘自《炎黄春秋》
故事2
《红旗》拒发谭震林文章
1978年5月，《真理标准》一文在全国众多媒体转载，但《红旗》杂志始终保持沉默。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随即表示，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说明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当谭的文章送到编辑部，有关负责人要求删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部分，遭谭拒绝。
当年11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写道：“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真理标准讨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随后，谭震林文章在《红旗》刊出，该杂志首次发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声音。
摘自《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
故事3
任仲夷：对小平表了态
1978年，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
摘自《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
■先驱
顾准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
张志新
1975年4月4日，中共党员张志新在沈阳被割断喉管后枪杀。1979年春，此案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在“文革”风暴白热化的1968年，张志新公开提出了她对时局和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她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
10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张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
遇罗克
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因撰写《出身论》等文章，反对姚文元和反动血统论，1970年3月5日被处决。死时年仅27岁。1979年11月，遇罗克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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