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话·经济强国
科技教育
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摘自邓小平1988年9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的谈话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摘自邓小平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
综述
今天，许多人内心都认为，他们的人生，是从邓小平复出真正开始的。
尽管27年过去，他们仍习惯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赤脚医生”……话里的身份可以无尽地更替，不变的是话中的追忆、感激，甚至有“假如”的后怕：
假如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没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没有“臭老九”的正名———
幸好，假设没有成为现实。
一切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着，1977年7月，在北京，已被打倒过3次的邓小平再次复出。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水平全面倒退，人心不稳。虽然戎马一生，这一战，对73岁高龄的邓小平来是说，仍是一场硬仗。此时，邓小平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这是从反右风波、大炼钢铁以及张铁生的白卷中，得到的认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而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稿，会前就引起争议。邓小平推翻了盛行多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改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而有人提出异议，“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要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
工作人员询问邓小平，有关讲稿内容要不要修改。邓小平语气坚定，“一个字都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上，面对数千的科技工作者，邓小平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不是一句空话，也绝非贸然断言。多年后，当人们无数次提起那次大会时，给了它另一个名字———“科技的春天。”
接着，邓小平理顺了内在逻辑关系：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而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则是1977年的那场著名的考试。
这年冬天，在邓小平的亲自布置下，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而此前，这种选拔读书人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由此，中国读书人有了改变命运的公平机会。
在历史的节点，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代甚至几代人。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恰好就是那个人。
这是中国人和中国经济的幸运。
见证
邓小平脱稿讲话科学家掌声不断
“他说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脱离了讲稿，声音高亢，话音一落，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26年过去了，如今，著名化学家徐光宪院士还记得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的那句话。
邓小平走进会场，掌声雷动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徐光宪和北京大学30多名科研工作者到了人民大会堂。
到场后，他们就在会场中间找到了座位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入会，当时的与会者几乎都是身着黄蓝两色中山装。开幕式上，邓小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下掌声雷动。
徐光宪依稀记得小平同志开场白是：“现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
邓小平的讲话是非常朴实的，他在开幕式上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要承认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二，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已经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符合“又红又专”的要求，成为革命知识分子；
第三，科技部门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书记抓大方向，同时做好后勤保障。
大会开了13天，共有6000多人参加。
大会结束时，向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颁发了奖状，徐光宪的稀土萃取研究中心在获奖集体之列。
两次科学家座谈会，结束紧张气氛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那场浩劫的阴影。徐光宪说，开完会后，科技工作者心里都有数了，松了一口气，认为到了好好干一番事的时候了。
“但大家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都没有做过多的谈论，因为那个时候的言论还是有所顾忌的。”徐光宪说，但科学大会后的两次科学家座谈，结束了这种紧张气氛。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邓小平又组织了30名科学家在中南海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这一次徐光宪没有参加，但他还是通过其他的与会科学家，知道了座谈会的大致内容。
在会上，邓小平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时任中科院长春光技所所长的王大珩先生就提出，在光技所里，有很多科学家都被当成特务、反动派来对待、迫害，影响了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邓小平很快就表示要对肇事者进行审查。此人当时是军队的一名团长，他被查处后，很多科学家都出了一口气。
这次会后，中央又于1978年下半年组织徐光宪等科学家，在友谊宾馆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小平同志没有参加。
当时中科院应化所一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向大家作了道歉。这位负责人在文革期间，对包括徐光宪在内的科学家进行了一些不实指控。
科学大会后，迎来科学的春天
“这两次座谈会之后，科学界才真正算是有了活跃、自由的民主空气。”徐光宪说，“都是全国科学大会开了个好头。”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大家都受到了鼓舞，干劲更足，感觉是科学的春天来了。”
故事1
景山学校写信恳请小平题词
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写下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题词送到了学校。次日，“三个面向”的内容传遍了全国。
21年后，景山学校当年的校长、目前74岁的贺鸿琛，接受了记者采访，讲起了那段历史。
“学习了党的十二大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后，联想到邓小平对教育、对景山的支持，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请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教育改革的方向。”
1983年9月7日，景山学校以全校师生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敬爱的小平同志，亲爱的邓爷爷……在盛大节日的前夕，我们提出一个恳求，就是希望您老人家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第二天，这封信发出了。
信发出的第三天上午，贺鸿琛刚上班，“邓办”就派人将题词送到了学校。
学校立即于当天上午召开教师大会，会议邀请了中宣部、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的领导和各大媒体的记者参加。
9月11日，各大媒体将邓小平的题词向社会发布。
“没想到小平同志那么快就给我们题词了。”贺鸿琛说。
“现在大多媒体在宣传报道中都说，小平同志是1983年的国庆节给景山学校题词的，其实，小平的题词是当年9月9日写的，是在落款上写了‘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几个字。”
小平是9月9日题的词，为什么落款是国庆节？现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的贺鸿琛教授认为，“国庆节是全国人民的节日，邓小平希望通过这个节日把他对教育的设计，告诉全国。”
故事2
1977年，我们考入北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闻班（2）学生的合影。全班34名学生，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
四个“七七级”北大学生
刘鸿（前排左一）
今年56岁，上大学前已经结婚生子，当过工人、政工干事，现在报社工作；
陈鹤良（后排右二）
今年55岁，上大学前任砖厂党委副书记，现在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凌风（后排右三）
今年52岁，上大学前当了9年工人，现在民族画报当记者，经常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
张铁林（后排右四）
今年51岁，上大学前曾任饲养员、民办教师，现在杂志社工作。
“我们是与邓小平同时代的人。”北大毕业生张爱平和她的同学至今喜欢这样称呼自己。
张爱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闻班（2）的学生，他们是“七七级”，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
张爱平的大学班级有几个特点：全班34人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前有的是生产队宣传员，有的是工厂女工，有的是知青……
另一特点是，因为高考停止了10年，同学间在年龄上也跨度很大，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老三届”占了近一半。
这34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陈鹤良当上了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陈鹤良如今是班里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位同学，现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但他考入北大，更是一个偶然。
恢复高考时，陈鹤良已在一家砖瓦厂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因为担心组织不同意，陈鹤良迟迟不敢提出报考要求。直到临近报名结束时，陈鹤良看到厂里有一张多领的报名表，就产生了进考场试试自己水平的念头。
被北大录取时，陈鹤良的母亲刚去世一个月。他拿到通知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通知书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以告慰母亲。
刘鸿上大学时已当上妈妈
刘鸿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女生，考入北大时已30岁了，并已有一个念小学的女儿。
有意思的是，当时刘鸿一家三口都在上学。她爱人在读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她女儿在读北京市实验二小。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校徽，照片取名“一家重点”。
张铁林当时在班里生活比较贫困，是班里面拿过生活补助的人。入学前，他是生产队宣传员，民办教师。
如今，刘鸿和张铁林都在新闻单位任职。
凌风1977年参加高考时，只报了北大一个学校。那一年，他和姐姐一起考上了北大。
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玻璃研究所当了9年工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能分到工厂工作可算是幸运儿了。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凌风的姐姐已赴云南插队，所以学校没有安排凌风去插队。
凌风分的是体温表车间的“缩喉”工序，也是所有工序中最精细、最费眼力的，需要在黑屋内操作，一天工作8小时。
毕业后的凌风，工作相对稳定，一直在民族画报当记者，经常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着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凌风的作品被认为是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的窗口，被国外很多媒体引用，他说工作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20多年后再聚北大校园
27年过去，人世沧桑，34名同学中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当上政府高官，有的仍坚持着新闻理想……
2004年5月的一天，已毕业20多年的一班同学再次在北大勺园相聚，再一次合唱当年上学时争相传唱的《十送红军》、《军港之夜》时，大家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说忘不了那次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高考，也忘不了青春洋溢的大学时光。
故事3
18岁插队 21岁高考 36岁下海
商立军说自己的人生是每十年一次巨变，他总结自己的成功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大势走。
从下乡知青到大学生，从工程师到下海办工厂，商立军的人生几乎印证了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每一次变革。
1975年，18岁的商立军从北京三中毕业，被安排在延庆县康庄公社大丰营大队插队。
他说，1976年赶上的事特别多，好多人苦着脸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商立军也迷茫，村里人看他是城里人，他想回城却没有途径。
“那时我就感觉有一场变革正在逼近。”商立军说。
1977年7月，商立军的一名中学老师写信给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他提早准备。商立军给很多同学写信告知此事。
从7月往后，每个月都在变化，全北京城的年轻人争相传抄那篇《科技的春天》，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
那年，商立军插队的地方20个知青，只有商立军一人报名。可是那年，商立军离分数线差了20分。
补习老师家坐满高考学生
1978年，商立军向生产队请了三个月假，回城再考。
在邻里的建议下，母亲把商立军带到了一对教师夫妇家中。当时，这对教师夫妇家中已收了近40名准备高考的学生，屋里屋外都坐满了学生，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这两位老师女的教化学，男的教物理，白天他们在学校讲课，晚上在家讲课，顺带还讲讲语文、数学等别的科目。
据说，这个免费的辅导班里，那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化学分都特别高。
商立军说，当时像这对夫妇一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难以形容当时的社会气氛，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只要肯学，谁都会免费提供帮助。
这一年，商立军考入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
科研专利换来20万挖到第一桶金
1982年7月，商立军分配至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在别人眼里，商立军不管是在收入、住房以及个人发展，都比较顺。可是参加工作后的第11年，商立军下海了。这一年，他刚刚当上工程师。
“1992年，小平同志去南巡了，我随后也去了，我在深圳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回来后我就辞职了。”商立军是带着科研专利下的海，他用这个小专利换来了联想集团20万元的投资，也换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商立军现在工厂生产的产品，几乎都与化学有关，他说他一直很感谢那个高考前辅导他化学的女老师。
商立军说自己的人生是每十年一次巨变，成功经验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大势走。
按照商立军自己的考察，七七、七八、七九这“新三届学人”目前主要分布在五大领域：政府机关（很多人做到了部级）、学者、国营企业的管理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国后学有所成的海归派、下海经商者（大部分是在1992年后下的海）。
“我们是很沉稳的一代，经历复杂，所以我们更懂得感恩，懂得付出。”商立军说。
■相关数据
●29∶1
1977年冬，高考制度恢复，570万人从车间里、从军队里、从农田中，走进了改变命运的考场，招生比例29∶1.
这批大学生后来有了一个历史色彩浓烈的特定称谓“七七级”。
●100亿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提出了“863计划”。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马上就组织了200多位专家，讨论“863计划”，党中央很快作了决定，拨款100亿元人民币，来实现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70万人
据教育部公布，自1978年至2003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0.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17.28万人。
目前仍在外的52.74万留学人员中，共有35.66万人仍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登。
●100万元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设立。
邓小平的亲属按照他的遗愿，把邓小平生前的全部稿费100万元捐献出来，用于鼓励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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